《国是论》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虽禁民越诉、捕人匿名，而民之斩趾求免、匿榜伸冤，其达于圣聪，轸于圣虑，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谗说之论至是不能入矣，遂谓人主当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为说，则其辞支离穷遁，益不足以欺圣聪。此保甲之事，所以论辩数万言而上终疑之欤，盖其所谓『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听』者，上犹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谓『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终疑而不信，此难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宁再相，其私意伪论浸已彰露，复以祁寒暑雨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无之邪？』大哉王言。至是圣德日新，邪说不可复入，安石去而终身不再召矣。
夏四月丁卯，邓绾言：『知汝州事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毫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论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迟诏旨，是以不敢不来。』上嘉之。太常博士李寔、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刘挚并为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丙戌，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浸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跋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盖以身疾喻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杨绘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去。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量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
六月戊午，刘挚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乐于无事者以谓守祖宗成法以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堕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谓法滥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为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为乱常，彼以此为流俗。臣谓此风不可浸长。东汉党锢、有唐朋党之事盖始于斯。』后挚尝面对，上问：『从学王安石耶？安石称卿器识。』挚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曰：『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不可不思其故邪！』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徐公衮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秋七月，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错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曲为直，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问如何，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遂以布所言札与绘、挚。令分析以闻。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为是邪，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言为非邪，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