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上疏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圣志，自谓古今之人皆莫已如，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缙绅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须，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4]，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5]，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五月，诏曰：『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诏新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先是，光上疏言：『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令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获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短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
于是令光过阙入见。戊戌，诏汝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己亥，诏吕公着乘传赴阙，程颢为宗正寺丞。丙午，酉时地震，即止。诏府界三路弓兵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庚戌，守尚书左仆射王珪卒。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而已，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既退，谕禀者云『已得圣旨』故也。丙辰，正奏名进士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并释褐，武举进士三十九人并赐袍笏银带。
戊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乞下诏广开言路。『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以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
自『上新即位』至『无复忌』三十一字并去之。光既除门下侍郎，又以札子辞免，并请更改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赐手诏谕令供职，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疋、米三十石。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维奏：『治天下之道，不必过求高远，止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大凡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人为本，则人乐矣；役事之有妨农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又奏：『臣尝具奏陈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可不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丁丑，承议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颢卒。颢尝论熙宁初张戬争新法不可行，遂以语触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分其罪也。』颢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
文彦博采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