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宪？』庚申，详定役法所言：『乞下堵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司马光言：『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气》、《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粱》、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纯仁更有一说：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议。
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2]光欣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以屠沽之行使与光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辽使入朝，见缜在位，使副相顾，反唇微笑。缜无状，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北辽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辽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填，臣愚所未喻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揞刻之患，庶几少患。』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3]。军器监丞王得君添差监亳州永城县仓。先是，得君上书言：『应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司马光言：『今计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为二十卷，名曰《稽古录》。伏望看详，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筹令缮写上进，候读祖宗宝训了日，乞取此书进读。』从之。
三月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依旧同知枢密院事。刘挚、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近除胡宗愈、苏轼如何？』挚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是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今参详如有祥瑞边捷，宰臣已下紫宸殿怀贺。』诏刘挚、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挚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削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难犯，放至筒至直而足以尽天下之理。后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尖也，故多张纲目，而民于是无所措其手足矣。世轻世重，惟圣为能变通之。』己卯，司马光言：『圣旨问臣程颐上殿当除以何官职，臣窃惟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辛巳，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进札子三封，一曰：『皇帝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待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只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择内臣十人充经筵只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刘挚言：『布衣程颐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颐者，特以迁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推此心以及四诲，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孙觉言：『韩缜不可用为相，臣所闻所见者凡十有二，实封而上进者八九，登殿而口陈者再，而臣所言犹未效。』王岩叟又言：『韩缜无天下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