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留正等曰：昔唐开元时，有上书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择刺史、县令，停案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至哉斯言也，可谓知宰相之体矣。夫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宰相之所宜择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择者刺史、县令。崇专以择十使为己任，是乃所以精择刺史、县令也。太上皇帝谓县令难尽择，而以选监司、郡守为要道，使当时为相者如姚崇得奉圣训，岂非所谓聚精会神、相得益幸者乎？
监察御史刘长源应诏上书，言当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节俭之风不行于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渐移于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从官轻去，五曰政令有不审，六曰赏罚有失当，七曰将帅失驭，八曰兵籍虚冗，九曰师旅有法不立，十曰赋敛有取无度，十一曰田荒不劝农，十二曰民困不择令。淮西安抚使刘光世克寿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绍兴府秦桧入见，命坐赐茶。吉州万安县丞司马宗召添差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先是，翰林侍读学士范冲人对，言：『司马光家属，向者伏蒙圣恩，月给钱米，故得存在至今。窃惟光为国宗臣，华夏蛮貊言及之，则以手加额，功在社稷，泽在斯民。今奉祠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为忠义之劝。』故有是命。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稹为嗣，而稹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冲，令编类进入。冲言：『光平生记录文字甚多，自兵兴以来，所存无几。当时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议论、宾客游从、道路传闻之语莫不记录，有身见者，有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细书连粘，缀集成卷。即未暇照据年月先后、是非虚实，姑记之而已，非成书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孙植，皆不以示入，诚未可传也。臣既奉诏，即欲略加删修以进，又念此书已散落于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删之适足以增疑。臣虽不敢私其能，必人以为无意哉？不若不删之为愈也。
辄据所录，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于是冲裒为十册上之。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庚子，左司谏陈公辅入对，上奏曰：『臣闻人君所以得天，莫先于孝；所以得民，莫先于诚。中兴根本，不出于此。』疏奏，上大感动，诏公辅论奏深得谏臣之体，令尚书省以其奏疏修写成图进入。饶州童子梁玙赐束帛，免文解一次。玙年十岁，能诵五经及七书，射札六发四中。癸卯，两浙都转运使李迨为四川都转运使、都大提举茶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转运使赵开俟迨至，将本司财赋文籍交割讫，赴行在所。甲辰，手诏曰：『乃者强敌乱常，阻兵猾夏，两宫北狩，六驭南巡，霜雪十年，关河万里。朕为人之子，而鸡鸣之问不至；为人之弟，而鴒原之难不闻。眷言臣子之心，谁无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场多虞，遗戍经时，不离甲胄，飞刍越险，久弃室家。尔则致忠，朕宁不愧？是用当馈投匕，未明求衣，弗辞马上之劳，以便军中之务。谅彼同舟之众，知吾发轫之情。咨尔有官，各扬其职。布告中外，悉使闻知。』张浚自江上归，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朝论不同，上独从其计。先是，三大帅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亦遣兵入伪地，伪知镇汝军薛亨素号骁勇，飞命统制官牛皋击之，擒亨以献。引兵至蔡州，焚其积聚。眉州布衣师维藩治《春秋》学累举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兴十策，请车驾视师。上下共议于朝，浚以为可用。会谍报刘豫有南窥之意，赵鼎乃议进幸平江。
丁未，新知绍兴府秦桧充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孟庾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行宫同留守，权许赴尚书省治事。时桧留行在未去也。癸丑，兼都督行府参议军事郭执中卒。张浚曰：『执中崇宁初以上书邪等禁锢二十年。』上曰：『不知当时入邪等以何事？』赵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恶者皆入邪等。』折彦质曰：『蔡卞以绍述为说，其所斥已者，尽毁以诬谤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内禅之初，尝遣梁师成宣谕，渊圣皇帝云：「朕闻司马光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诸事，但当以光为法。』然则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与上皇时岂无修润者？要之一切从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丁巳，诏权罢讲筵，俟过防秋日如旧。己未，监察御史刘长源面对，奏疏曰：『臣谓致治之道莫先于用人，用人之道莫先于核实。不可怀爱憎以为去取，不可徇朋党以忘贤愚，不可信毁誉以为进退。或谓应系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孙皆可用，臣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贤。夫以房玄龄为贤相，而其子遗爱预叛逆之诛；卢奕为忠臣，而其子杞居奸邪之列，况不逮元龄与奕，而可保其子孙尽贤乎？苟曰尽贤，则不贤者冒滥于其间，而人莫敢言矣。或谓应系崇宁以后人臣之子孙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于罚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谋杀晋文公之罪，而子缺有获白狄之大功；李义府有议立武昭仪之奸，而子湛乃复中原之良佐，况不为芮与义府，而可诬其子孙尽愚乎？苟曰尽愚，则贤者隐晦于其中而人莫敢举矣。至若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积、许敬宗在太宗时则致治，而在高宗时则致乱，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为治，可使为乱，其故何在？兹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为吾之用，则其为治乱，又在人君之操术焉。』庚申，赵鼎进呈刘长源奏札，上曰：『长源昨日多有开陈，至比战国之士，若不用于秦，则归于楚。论议殊可怪。』鼎曰：『陶恺虽邪，论尚不敢至此。』上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