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滩
崔道融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
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诗不同于一般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史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从此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其后终于灭掉了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了的史实再颠倒过来。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诗人在为西施辩诬之后，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奔流，好象在为她蒙上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能是诗人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慨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
晚唐诗人罗隐也写过类似的诗：“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比较起来，两诗的立意相似，又各具特色。罗诗议论充分，能联系“时运”来分析国家的兴亡，这比崔诗似觉深入一层；崔诗发议论，不仅诉诸理智，而且诉诸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地揉合在一起，这较之罗诗又有其高出一筹的地方。
（刘永年）
溪上遇雨二首（其二）
崔道融
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睛。
忽惊云雨在头上，却是山前晚照明。
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用着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骤雨，你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趣，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这首《溪上遇雨》居然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没有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括的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有夏雨的特点：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何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骤。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象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浇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观。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意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令人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东坡《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仅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刻上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出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取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一篇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周啸天）
溪居即事
崔道融
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
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
这首诗写眼前所见，信手拈来，自然成篇。所写虽日常生活小事，却能给人以美的薰陶。
凡是有河道的地方，小船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具，是一点不稀奇的。但“篱外谁家不系船”句，却于平常中又显出不平常来了。似乎作者于无意中注意到了生活中的这一琐事，故以此句开首。“谁家”即不知是哪一家的。因为“不系船”，船便被吹进“钓鱼湾”。“春风”二字，不仅点时令，也道出了船的动因。春潮上涨，溪水满溢，小船才会随着风势，由远至近，悠悠荡荡地一直飘进钓鱼湾来。不系船，可能出于无心，这在春日农村是很普通的事，但经作者两笔勾勒，溪居的那种恬静、平和的景象便被摄入画面，再着春风一“吹”，整个画面都活了起来，生气盎然，饶有诗意。
乡村春日，人们都在田间劳作，村里是很清静的，除了孩子们在宅前屋后嬉戏之外，少有闲人。有一位小童正玩得痛快，突然发现有船进湾来了，以为是客人来了，撒腿就跑回去，急急忙忙地解脱柴门的扣子，打开柴门迎接客人。作者用“疑”、“急”二字，把儿童那种好奇、兴奋、粗疏、急切的心理状态，描绘得维妙维肖，十分传神。诗人捕捉住这一刹那间极富情趣的小镜头，成功地摄取了一个热情淳朴、天真可爱的农村儿童的形象。
这首诗纯用白描，不做作，不涂饰，朴素自然，平淡疏野，真可谓洗尽铅华，得天然之趣，因而诗味浓郁，意境悠远。诗人给我们展现出一幅素淡的水乡风景画：临水的村庄，掩着的柴门，疏疏落落的篱笆，碧波粼粼的溪水，飘荡的小船，奔走的儿童……静中寓动，动中见静，一切都很和谐而富有诗意，使人感受到水乡宁静、优美的景色，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而透过这一切，我们还隐约可见一位翘首拈须、悠然自得的诗人形象，领略到他那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和闲适舒坦的心情。
（徐定祥）
故都
韩偓
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
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
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
掩鼻计成终不觉，冯驩无路学鸣鸡。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本篇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故都，指唐京都长安。唐末，河南宣武节度使朱温控制了朝廷。为了便于实现其夺权野心，于天祐元年（904）强迫唐昭宗由长安迁都洛阳。同年八月，弑昭帝，立哀帝。又三年，废哀帝自立，唐朝就此灭亡。韩偓深得昭宗信用，在迁都的前一年被朱温赶出朝廷，漂泊南下，最后定居福建。这首诗是他流离在外听到迁都的消息后写成的，通过遥想故都的衰败，寄寓家国将亡的哀痛，凄切动人。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播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形容杂草丛生的样子，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今满是废台荒草，怎不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上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即宫中池塘周围的竹篱笆之类，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女墙，宫城上的矮墙。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本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古代称呼气节刚烈的人，这里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清人吴汝纶评述道：“提笔挺起作大顿挫！凡小家作感愤诗，后半每不能撑起，大家气魄所争在此。”（《韩翰林集》评语）这番议论是颇有见地的。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说是楚王的夫人郑袖忌妒一位新得宠的美人，故意关照她说，大王不喜欢你的鼻子，见面时你要掩住鼻子，随后又告诉楚王说，美人掩鼻是怕闻你身上的臭气，楚王一怒之下，把美人的鼻子割了，从此郑袖得以专宠。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象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学鸣鸡”，指孟尝君由秦潜逃回齐，夜间不得过函谷关，门客学鸡叫始骗开关门脱险。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象“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本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陈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