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
杜荀鹤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这首小诗借松写人，托物讽喻，寓意深长。
松，树木中的英雄、勇士。数九寒天，百草枯萎，万木凋零，而它却苍翠凌云，顶风抗雪，泰然自若。然而凌云巨松是由刚出土的小松成长起来的。小松虽小，即已显露出必将“凌云”的苗头。《小松》前两句，生动地刻画出这一特点。
“自小刺头深草里”──小松刚出土，的确小得可怜，路边野草都比它高，以至被掩没在“深草里”。但它虽小而并不弱，在“深草”的包围中，它不低头，而是“刺头”──那长满松针的头，又直又硬，一个劲地向上冲刺，锐不可当。那些弱不禁风的小草是不能和它相匹敌的。“刺头”的“刺”，一字千钧，不但准确地勾勒出小松外形的特点，而且把小松坚强不屈的性格、勇敢战斗的精神，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一个“刺”字，显示出小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小”，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必然由小转大。不是么？──
“而今渐觉出蓬蒿。”蓬蒿，即蓬草、蒿草，草类中长得较高者。小松原先被百草踩在脚底下，可现在它已超出蓬蒿的高度；其他的草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个“出”字用得精当，不仅显示了小松由小转大、发展变化的情景，而且在结构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出”是“刺”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凌云”的先兆。事物发展总是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故小松从“刺头深草里”到“出蓬蒿”，只能“渐觉”。“渐觉”说得既有分寸，又很含蓄。是谁“渐觉”的呢？只有关心、爱护小松的人，时时观察、比较，才能“渐觉”；至于那些不关心小松成长的人，视而不见，哪能谈得上“渐觉”呢？故作者笔锋一转，发出深深的慨叹：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这里连说两个“凌云”，前一个指小松，后一个指大松。大松“凌云”，已成事实，称赞它高，并不说明有眼力，也无多大意义。小松尚幼小，和小草一样貌不惊人，如能识别出它就是“凌云木”，而加以爱护、培养，那才是有识见，才有意义。然而时俗之人所缺少的正是这个“识”字，故诗人感叹道：眼光短浅的“时人”，是不会把小松看成是栋梁之材的，有多少小松，由于“时人不识”，而被摧残、被砍杀啊！这些小松，和韩愈笔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不是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吗？
杜荀鹤出身寒微，虽然年青时就才华毕露，但由于“帝里无相识”（《辞九江李郎中入关》），以至屡试不中，报国无门，一生潦倒。埋没深草里的“小松”，不也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由于诗人观察敏锐，体验深切，诗中对小松的描写，精炼传神；描写和议论，诗情和哲理，幽默和严肃，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字里行间，充满理趣，耐人寻味。
（何庆善）
比红儿诗（百首录一）
罗虬
薄罗轻剪越溪纹，鸦翅低从两鬓分。
料得相如偷见面，不应琴里挑文君。
让我们从另一首诗说起：“绊惹东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这是唐彦谦的咏柳诗，它从柳联想到细腰，联想到美人。咏柳说美人，或咏美人说柳，这是一般意义的比方。但咏柳而贬美人（如唐彦谦诗），或咏美人以贬柳，那就不是一般的比方了。这种弱彼以强此的比方，诗家谓之“尊题”（见《升庵诗话》卷八、卷十四）。
《比红儿诗》作者自序说：“‘比红’者，为雕阴（故城在今陕西富县北）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遂题‘比红诗’。”既择古之绝代佳人与红儿作“比”，又从而“优劣”之，这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尊题”格。诗共百首，把这种修辞法运用到了尽兴尽致。选其一首，是可以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味的。
前两句赋写红儿的美丽。“薄罗轻剪越溪纹”，是写其服装。古代越地丝织工艺十分著名，而越女浣纱向为诗人乐道。用“越溪纹”以形“薄罗”，就有一种特殊的、具体的美感。“轻”这个动词也用得惬切，它表现出罗的薄而名贵，是不宜造次剪裁的。“薄”的春衫，又间接熨贴出红儿身段的美来。不从正面落墨，而采取侧面烘托，以引起读者活跃的联想，丰富诗歌形象。
古代少女头梳双髻，称鸦髻（或鸦头），取其色之乌黑。“鸦翅”，也就是鬓发。不说鬓如鸦翅，而说“鸦翅低从两鬓分”，就把对象写活了。写秀发而传达出人的丰神，鸦翅低分，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形象宛然可见。赵执信《谈龙录》提到一个著名比喻，言诗之可贵，在于使人从一鳞一爪而见到“宛然（若）在”的神龙。此诗前两句侧面衬托、写点概面的手法似之。
后两句是在赋红儿之美的基础上，进而引古为譬以“比红儿”。
这里是用西汉著名美女卓文君为比，又从而“优劣”之，说如果司马相如偷看上红儿一眼，就不会费心去弹琴挑逗卓文君了。司马相如之爱文君固然以其貌美，却并不全然为此，同时是因为文君的“知音”，这才有琴挑的韵事。说他看红儿一眼就忘却文君，不亦谬乎？然而看诗要用诗的眼光去看，诗人取喻，往往撷其一点，予以夸张，有时悖乎理反而更为尽情，正所谓“反常合道为趣”。诗人唐突古人，抑卓扬红，却十分有味地写出了红儿美的魅力。
这里我们看到，尊题的写法对于突出主体是有积极的修辞作用的。与“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是同一个道理。此诗运用侧面落笔和弱彼强此（尊题）的手法，比起正面的刻画，不惟省辞，而且使意境轻灵可喜，在艺术上有可资借鉴处。
王士禛、王闿运等著名诗人兼诗评家，对“比红儿”诗都瞧得上，并加选录。但作为数达百首的大型组诗，其写法多数雷同，随举一二：“置向汉宫图画里，入胡应不数昭君”、“神仙得似红儿貌，应免刘郎忆世间”、“阿娇得似红儿貌，不费长门买赋金”……，给人以重床架屋之感。所以管世铭选七绝时宣称只“收其一，此外当付之秉炬矣！”
另有一种传说，说是罗虬广明年间为李孝恭从事，红儿为籍中善歌者。有一次，他请红儿歌唱。李孝恭以红儿为副戎属意，不许她接受罗虬的馈赠。罗虬恼羞成怒，遂手刃红儿。后来又深自追悔，便作比红儿诗替她传名。但从作者自序是看不出追悔之意的，这本事大约出于附会吧。
（周啸天）
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
贯休
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
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
水香塘黑蒲森森，鸳鸯鸂鶒如家禽。
前村后垄桑柘深，东邻西舍无相侵。
蚕娘洗茧前溪渌，牧童吹笛和衣浴。
山翁留我宿又宿，笑指西坡瓜豆熟。
贯休是晚唐诗僧，这两首诗是他在农村为客时的题壁之作。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状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池塘里，蒲草森森，长得茂密繁盛，形成黑压压的一片；微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一对对鸳鸯、鸂鶒，悠悠自在，嬉戏觅食，就如岸上的家禽一样，一点也不怕人；“前村后垄”犹言“到处”，到处都是一片翠色葱茏的桑树和柘树。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本人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瞧，一条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的小溪，抱村而流，蚕娘在渌溪边漂洗着白花花的蚕茧。牧童哥吹着笛子，声音清脆悠扬；一时兴起，又和衣进入溪水，沐浴在绿水碧波之中。山翁挽着我的手臂，笑容满面，亲切热情地指着西坡那片地对我说，瓜和豆已经熟了，再住上几日就可尝新了。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
（邓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