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隋代名家，如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辈，无不擅长台阁。其作人物也，多精意于台阁；作山水也，多精意于台阁；至若贵游宴乐等人物山水画，更无不精意于台阁；而董、郑所作，尤为巧赡。董亡所祖述，台阁之工，论者谓展不及之。郑师僧繇，每于层楼叠阁间，衬以乔木嘉树，碧潭素濑，旁施群英芳草，令见者熙熙然动春台之思；其与台阁相衬之一石一树，亦极工巧，所谓状石务雕透，绘树多刷镂也。此种绘画，盖新从人物背景脱胎而来，而又刻意求山水画之成功，故有以间于人物山水特尚工巧之作风；抑亦受当时大兴土木之影响也。就此作风而推论之，可知隋人趋重山水画之研究；亦即可觇唐代将以山水画代人物画而兴之趋势。然是时纯粹之山水画，作者殊少，台阁画擅长者虽多名家，亦皆与人物或山水等合图，如展画之北齐后主幸晋阳图，董画之周明帝田猎图，郑画之游春苑图等，其画迹固多，终不如应时奉行寺院间之道释人物画之显赫，故隋代绘画，亦属宗教化时期，其调和南北之画风，与力求山水之成功，于唐则为过渡时期也。
第十八节画迹图画名迹，自遭萧世诚之厄，零落可慨。陈主肆意搜求，天下名迹，复集内府。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频收之，得八百余卷。炀帝遂起所谓二妙台者以收藏之。后炀帝东幸扬州，尽将所有随驾而南，中道船覆，大半沦弃。
炀帝既亡，并归宇文化及。化及至聊城，复为窦建德所取。其留东都者，则为王世充所取。于是帝室所藏，或沦亡，或散于臣民。此种妙迹，大数为先代作品，其经隋代之收藏情形概如此。至若隋人之手迹，见之记籍者，亦不可指数。兹举著者而言，约可分为卷轴画、壁画及其他画类三种，述如下：
卷轴画类展子虔，山水及其他杂画，无所不能，其画迹之在卷轴者甚夥。而尤以人物为多。《贞观公私画史》载展画有法华变相图一卷，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一卷，弋猎图一卷，杂宫苑一卷，南郊图一卷，王世充像一卷，凡六卷。《宣和画谱》
上道释录有展画三十，皆御府所藏，自法华变相图已见于上外，有北极巡海图二，石勒问道图一，维摩像一，托塔天王图一，摘瓜图一，按鹰图一，故实人物图二，人马图一，人骑图一，挟弹游骑图一，十马图一，北齐后主幸晋阳图六；而《历代名画记》又有展画朱买臣覆水图等行世云。董伯仁与展氏，并为天生奇英，齐名一时，卷轴画亦不少。宣和御府所藏，道经变相图，最为著名。《贞观公私画史》载董画有周明帝田猎图一卷，弥勒变相图一卷，杂台阁样一卷，隋文帝上厩马图一卷，农家田舍图一卷。《历代名画记》亦并载之。郑法士，长于人物，《贞观公私画史》载有阿育王像一卷，隋文帝人佛空像一卷，杨素像一卷，贺若弼像一卷，陈叔英像一卷，擒卢明月像图一卷，洛中人物车马图样一卷，北齐畋游图一卷，贵戚屏风二卷。《宣和画谱》上人物，载有游春苑图四，游春图二，读碑图四，凡十卷。他如孙尚子有画五卷，曰美人诗意图一卷，屋宇样一卷，杂鬼神像三卷，见《贞观公私画史》。杨契丹有画六卷，杂物变相二卷，豆卢宁像一卷，隋朝王会图一卷，祭洛图一卷，贵戚游燕图一卷，尉迟跋质那画有六番图，外国宝树图、婆罗门图等；并见《历代名画记》。
壁画类隋代画家，无不善作壁画。壁画之盛，据记籍所载，实过卷轴，可知我国壁画之风，至隋代而极盛，如定水寺、（在上都寺内，东西及前面门上。）崇圣寺、（亦在上都寺东殿壁。）海觉寺、（在上都寺内，双林塔西面。）龙兴寺、（在东都寺内，西禅院壁东头，画八国王分舍利。）甘露寺、（在浙西寺。大殿外两壁。）东安寺、（江都。）灵宝寺、（长安。）光明寺、（长安。）天女寺、（洛阳。）云华寺（洛阳。）等，皆有展子虔画。崇圣寺、（上都寺西殿内。）海觉寺、（上都小殿前面。）白雀寺、（汝州。）终圣寺、（江陵。）光严寺（洛阳。）等，皆有董伯仁画。海觉寺、（上都寺内，双林塔后面，又西南院内北壁画神。）永泰寺、（寺东精舍，画灭度变相。）开业寺、宝刹寺、光明寺、灵宝寺等，皆有郑法士画。龙兴寺、（上都寺内佛像。）纪国寺、（寺西禅院小堂。）大云寺（寺东北两壁。）皆有郑法轮画。崇圣寺、（上都寺殿西北壁。）东禅寺（长安。）等，郑德文画之。清禅寺、（长安。）禅定寺，（上都。）陈善见画之。兴善寺，（长安。）刘乌画之。定水寺、（寺殿内东壁维摩诘。）总持寺、（上都寺佛殿内西面壁。）敬爱寺、（洛阳。）西禅寺（长安。）等，孙尚子画之。光明寺、（长安，与田僧亮、郑法士同画。）宝刹寺，（长安，亦与郑法士同画。）杨契丹画之。永泰寺、（上都殿及西廊神僧。）开业寺、延兴寺，李雅画之。尉迟跋质那所画尤多。慈恩寺、（上都寺塔下南门，及西壁千钵文殊。）光宅寺、（寺东菩提院内北壁东西偏，画降魔等变相。）兴唐寺、（寺西院中三门内东西偏。）安国寺、（寺东廊大法师院塔内。）大云寺，（东都寺门东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皆为其手笔。其余若蔡生画兴福寺，（寺西北隅佛堂壁十光佛。）释跋摩画增敬寺，（寺内宝月殿北壁罗汉像。）释玄畅画大石寺，（成都画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释迦佛陀画少林寺，（嵩山寺门上。）亦皆称名迹焉。
寺之在长安者，多有壁画；成都次之，江南则绝少。较之南北朝时，适得其反。是盖江南诸寺，已经前朝绘饰，而京洛诸寺接近辇毂，宜加壮丽也。画迹最多者，首推展子虔；次之则为郑法士、尉迟跋质那。画材多取佛教故实。画有一人独作，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者，可谓盛矣。
其他画类由其应用方面而言，有关于劝功者，礼制者，学术者，灾祥者等。大业中，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讨击山贼，罗士信固请自效，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
炀帝令画工写须陀、士信战陈之图，上于内史，是属于劝功者也。诸卫左右厢旗图样十五卷，五姓登场图一卷，周官礼图十卷。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乐悬图等，是皆属于礼制者也。瑞应图，祥瑞图，芝英图，祥异图，张掖郡玄石图等，则皆属于灾祥者也。灵秀本草图，芝草图，引气图，道引图，似皆道家画，庐山图，西域图等，是皆地理学画，皆有关于学术者也。按炀帝时，闻喜人裴矩，曾撰《西域图记》，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共成三卷，颇得帝悦，此亦关于地理学之画迹，但隋代对于地理颇能注意，地图之作，不仅此。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即其一例也。
据上所述，壁画固皆为装饰寺院之道释人物画。如卷轴画中，除少数之山水人物的风俗画，若游春图，农家田舍图等外，则为周明帝田猎图，朱买臣覆水图等历史故实画。而若维摩像、阿育王像、托塔天王图、道经变相图等道释画，亦不在少数。可知隋代绘画，仍以道释人物画为中心。其他画类，虽各有其部分之价值，然自汉而后，此类画迹，于画学史上已不占重要位置；至隋实无叙述之必要矣。至若山水，虽自南北朝来，有宗炳、王微等创为专论，阐其奥理；至隋展子虔等又出而刻意求工；然作品殊寥寥，总不及人物画之绚烂。虽因其出世也晚，不若人物画在一般赏鉴者眼中有历史上之权位；而不为当时君主所利用，或亦其一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