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
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
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
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
“小人知进而不知退，”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不合作主义，”
“为保持人格起见……”
“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
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
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徐志摩散文的艺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令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基调，那就是：浓郁鲜明，繁富华丽，轻盈飘逸。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却是一个例外。它所呈现的，是另一种徐志摩散文中极少见的简约质朴的面貌。
年冬，当时的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因涉嫌卖国纳贿遭到拘捕，不久释放。
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议，被重新收禁。一时清浊淆惑，谣传纷纭。罗文干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因深信罗素日操守廉洁，又不满被称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表宣言，抗议此事，掀起风潮，并辞职离京。归国不久的徐志摩，正处于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创作兴奋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从不直接参预政治。所言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大都只是“随意即兴”。或者如茅盾所说，仅仅有一些“政治意识”而已。但他于政治的黑暗龌龊，一直有着“纸上谈兵”的兴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脱口而出地议论时事。并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现出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独特的个性。正如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归纳的那样：“永远地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写起文章来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面对这起与己无关的风潮，徐志摩依然即事兴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此文，以示在人格、正义与公道的立场上对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声援与支持。
一篇优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杂感散文，打破徐志摩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基本格调，一些最具其艺术魅力的东西，诸如修辞技巧的变换，语言辞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调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施展，而统统让位于对其内心涌动不息的燃烧般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张扬。作者内心的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理想、信念，其实际内涵虽然如胡适所说，只是“爱”、“自由”和“美”的会合而已，还缺乏一个真正的内核。但是爱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这些理想的基础。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古老民族的深爱与真情，将对理想的追求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表现了为之舍身奋斗的凛凛锐气。
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所能用笔去做的，是“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魄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1924年2月21日致魏雷信》）本文作者正是紧紧握住比手术刀还要锋利的挖苦的笔，毫不留情地解剖着社会人生的阴暗和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