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一位深为我们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
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锋在其译《飞鸟集》
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泰戈尔出身孟加拉贵族，受到印式和英式双重教育，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优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素朴美丽的诗文，曾获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泰戈尔来华访问，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奏戈尔爱其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热心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积极的，但惜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声势，因此知识界对泰访华确有否定意见；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运动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的讲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泰戈尔的某种激烈态度恐怕还是误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讲演作为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理解和辩护，亦愈来愈显出其识见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在讲演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情动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诉听众“泰戈尔先生快走了”。以“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之语抓住听众的情感之后，开始铺陈老人来华之艰难程度及其不易的决心：年高体迈，远行不啻是一种冒险，亲友的善意劝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来恰见出其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国后，奔波讲演使老人疲乏劳顿到只能借助药品来维持其精力。
当此听众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时，话头突然一转：“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更感觉心境的不舒畅。”志摩指出：“这是很不幸的！”接着说明泰戈尔来华的目的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和“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在说明老诗人的爱心是完全的托付与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当以偏见和诬毁来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来又是一折：“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虽则老人相信中国的青年不会沾染疑忌卑琐的污点，但他还是决定暂时脱离公众去静养。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话语犹如针在绵中一样锋芒内敛：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句子短促有力，语调铿锵，可以想象，一连五个问号的效果无疑是满场寂静，厅内回荡的是讲演者的激愤。
徐志摩抓住这个时机把讲演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在紧接着的篇幅相当长而又一气贯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感叹句和排比句来反驳关于老诗人“顽固”、“守旧”的不实之词，指出老人一生都在与暴力主义、帝国主义和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作斗争，并热情地赞扬老人伟大的人格，比之为摩西、苏格拉底等历史上的伟人，比之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为自然界的和风、新芽、阳光、瀚水和喜马拉雅的雪峰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老人人格的高洁和壮丽。
然后志摩告诫不要因为自己的卑琐而怀疑他人的伟大。接着又是一转：也许你们会因为我徐志摩是个诗人来讲这话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适是一个沉厚稳重的人选来说明老人的伟大与深厚，既伟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爱”!
整篇讲演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又直截了当、一气呵成。缜密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再加上讲演者的气质风度，当年诗人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热情洋溢、顾盼神飞的姿态宛然在目。
《济慈的夜莺歌》赏析
济慈的夜莺歌徐志摩诗中有济慈（Jonh
Keats）的《夜莺歌》，与禽中有夜莺一样的神奇。除非你亲耳听过，你不容易相信树林里有一类发痴的鸟，天晚了才开口唱，在黑暗里倾吐他的妙乐，愈唱愈有劲，往往直唱到天亮，连真的心血都跟着歌声从她的血管里呕出；除非你亲自咀嚼过，你也不易相信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有一天早饭后坐在一株李树底下迅笔的写，不到三小时写成了一首八段八十行的长歌，这歌里的音乐与夜莺的歌声一样的不可理解，同是宇宙间一个奇迹，即使有哪一天大英帝国破裂成无可记认的断片时，《夜莺歌》依旧保有他无比的价值：万万里外的星亘古的亮着，树林里的夜莺到时候就来唱着，济慈的夜莺歌永远在人类的记忆里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