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名考证前贤论疫，以喻嘉言、张石顽、吴又可、雷少逸诸家为最详，兹择要节录于后∶喻氏谓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
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和不正之气，斯为疫矣！又云温暑热湿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焉能幸免？张氏
谓疫邪皆由湿热郁蒸而发，人触之者，皆从口鼻流入膜原，而至阳明之经，阳明居太阳之里，少阳之表，为三阳之中道，邪犯膜原，当从
和解，兼以逐秽。吴氏谓疟二三发，或七八发后，忽然昼夜发热，烦渴不恶寒，舌苔生刺，心腹痞满，饮食不进，此疫疟也。雷氏谓疫疟之
为病，因天时寒热不正，邪气乘虚而袭膜原，欲出表而不能透达，欲陷里而未得空隙，故作寒热往来，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无定期；
寒轻热重，口渴有汗，右脉多胜于左，沿门合境，长幼相似，此疫疟也。证诸各家论说，验之当前症状，斯名疫疟。
处方撮要疫邪初发，宜藿香正气散；兼湿热者，宜甘露消毒丹；神昏闷乱者，宜清芬辟疫汤；湿重郁闷者，宜开郁通络饮；兼湿温者，宜三仁汤；先寒后热者
，宜小柴胡汤；寒热便秘者，宜大柴胡汤；热多寒少者，宜白虎加桂枝汤；瘟疫瘴疟，宜解毒万病丹；夹痰者宜常山饮，夹食者宜清脾饮。此数方，不过略举其例。他如兼温热者，仍须以温热门中诸法治之。
【廉勘】前哲皆谓疟不离乎少阳。故治疟皆遵仲景法。多用小柴胡
汤加减。执死法以治活病。学识如张景岳徐灵台魏玉横诸公。尚犯此弊。何论其他。岂知叶天士先生早经申明。谓疟之为病。因暑挟痰食
而发者居多。初起必胸膈不宽。呕吐不食。岂非食物停滞而为痰乎。即久疟不已而成疟母。亦多因顽痰与瘀血互结为患。大方疟证。须分十二经。与咳证相等。幼稚患疟。多因脾胃受病。乃幼科多以小柴胡去参。或加香薷，葛根之属。适犯张凤逵《治暑全书》曰。柴胡劫肝阴。
葛根竭胃汁。致变屡矣。后贤学博如张千里。亦谓江浙人病多挟湿。轻投柴葛提剂。瞑眩可必。获效犹赊。叶氏忌用。实阅历之言。徐氏
妄评。乃拘泥之说。刘河间所以有古法不可盲从之激论也。医学渊博如王孟英。亦谓疟疾本是感证。不过轻于伤寒耳。近世南方正伤寒少。温热暑湿之病多。
疟亦正疟少。时疟多。温热暑湿。既不可以麻桂正伤寒法治之。时疟岂可以小柴胡正疟法治之哉。必当辨其为风温。为
湿温。为暑热。为伏邪。仍以时感法清其源耳。执是三说以观之。柴胡治疟之流弊。信而有征。故予治疟。多遵叶法。凡夏秋之间。先辨暑
与湿。暑疟多燥。其治在肺。桂枝白虎汤为主。湿疟多寒。其治在脾。藿香正气散加减。
暑湿并重。治在脾胃。桂苓甘露饮加减。若兼痰
多者。加半夏、川贝。食滞者。加枳实、青皮。屡投辄验。间有不验者。则用除疟胜金丸以截之。或用金鸡纳霜丸以劫之。亦多默收敏效。久疟则明辨气血阴阳。阳虚气馁者。四兽饮为主。阴虚血热者。青蒿鳖甲汤加桑叶、首乌、乌梅。疟母则用活血通络汤送鳖甲煎丸。外贴鳖苋膏。信任持久者。
亦收成绩。其余诸疟。及伤寒转疟。悉遵氏成法。奏功亦速。
【荣斋按】关于疟疾用柴胡的标准，根据何廉臣先生
看法，同意叶天士、张凤逵、张千里、王孟英诸家，认为∶“正疟可用，暑湿疟不可用。”莫枚士在《研经言说》∶“伤寒邪从表入，其
里无根，以柴胡提之则出，夏秋之病，新凉在外，而蕴暑在中，其里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则外邪虽解，而内热即升，往往有耳聋目赤，谵
语神昏，汗漏体枯，延成不治者。”他从实际问题里，肯定了柴胡的可用与不可用，是比较有根据。然而日人汤本求真，却另有一说，他
认为∶“仲景之书用柴胡皆有胸胁苦满证，今乃施诸胸胁苦满而寒热往来者，其应如响；不仅疟疾如是，其他病亦然。无胸胁苦满症者，
用之则无效。”是则柴胡之能治疟疾，在胸胁苦满而不在寒热。陆渊雷先生流行病须知里，更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用柴胡之证候，在古医书曰“胸胁苦满”。此“满”字须读作“闷”，意即胸口自觉气闷也。然通常之胸闷，由于胃病，其闷之重心在当心口，此非柴胡所
主，宜黄连黄芩之类；胸胁苦满之闷，重心乃在两旁肋骨之内，似胀似痛，又似窒塞，甚者，以指头沿肋骨圈下向上挖按，则坚硬而痛，若是者，为柴胡之的证。”
又按∶廉臣先生此条勘语。系概括本节的九个疟型而言，不是单指疫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