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人们可以硬说只有一种时间，道理极其简单，只要看看挂钟便一目了然，您以为过了一昼夜实际上只过了一刻钟。但是，当您看清了时刻，您已经完全是一个清醒的人，沉浸在清醒人的时间海洋里，脱离了另一种时间，也许脱离的不仅仅是另外一种时间，而是另外一种生活。睡梦中享有的种种欢娱，人们是不会把它们记在现实存在里享受到的欢娱帐上的。别的姑且不论，只说最通常的感官享乐吧，我们大家谁在醒来时没有某种茫然若失的不适感？睡梦中，已经领略到一种欢乐，这种欢乐，若不想使自己精疲力竭，是不能在当天没完没了地一再品尝的。这好比损失了财产。人们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有了欢乐，但这另外的生活并不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梦中的痛苦与欢乐（一般来说，觉醒时迅速怒放），倘若我们将其记入预算中去的话，那也不在我们日常生活预算的帐本里。
我说过有两种时间，也许归根结蒂只有一种，不是因为觉醒之人的时间对睡眠者有价值，而可能是因为另一种生活，即人睡时的生活——在沉睡那部分时间里——不从属于时间的范畴。每次，在拉斯普利埃晚宴之后的第二天，我睡得香极了，我就想象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意境。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觉醒来，发现一连打了十次铃，却不见随身仆人进屋来，我开始绝望了。但打第十一次铃时，仆人进来了。实际上这只是第一次响铃。前十下只不过是睡梦中虚构的腹稿而已，因为睡梦一直延续到我想打铃的那一刹那。只是我那冻僵的双手没有动就是了。然而，那几天清晨（而正是由此我才说睡眠可能不懂得时间的法则），我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极力要把我刚才经历的不确定的睡梦黑团赶进时间的范围之内。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睡梦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睡了两小时还是两天，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位标。倘若我们在外头找不到方位标，因而也就回不到时间中去，于是我们又睡过去五分钟，可我们似乎觉得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早就说过——经验之谈——最有效的催眠剂是困倦。在酣然入梦两小时之后，在与众巨人轮番搏斗之后，在与朋友结下生死之交之后，一觉睡去是很难苏醒过来的，比吃许多片巴比妥要强得多。经过由此及彼的推理，我不胜惊讶，从挪威哲学家口里得知，而挪威哲学家又是从“他卓越的同事”——对不起，应当是“他的同仁”——布特鲁先生那里听来的，我得知柏格森先生对服用安眠药会使记忆力明显衰退有他的看法。如果相信挪威哲学家的话，柏格森先生也许曾对布特鲁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偶尔服用少量安眠药对我们日常生活强有力的记忆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种记忆力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但是，还有另外一些记忆力，更高级，也更不稳定。我的一位同事上古代历史课，他对我说过，如果头天晚上吃一片药用以安眠，到课堂上就很难记起他需要引用的希腊语录。而给他开药的大夫却向他保证药片对记忆力没有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您没有必要背诵‘希腊’语录的缘故，”历史学家回答他说，自负嘲弄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我不知道柏格森先生和布特鲁先生之间的这段谈话是否准确无错。挪威哲学家虽然精深，明察，专心致志，但也完全可能理解错了。个人而言，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相反的结果。
麻醉药后的第二天出现的健忘的时刻，与平时酣睡的夜晚充满遗忘的时候，虽只有部分相似，但却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然而，不论是吃药后还是睡着后我所失记的东西，并不是搅得我心烦意乱的波德莱尔的哪句诗，比如“象一把扬琴”之类；我忘掉的也不是被人称道的哲学家的某些观点，而是我身边平平常常事物的现实本身——倘若我睡着了——因我对身边的现实事物竟一无所知，人家以为我是白痴；倘若我醒了，并从人为的睡眠状态中走了出来，我遗忘的不是波菲利①或普罗提诺②体系，对这类哲乍，我完全可以同昔日一样进行讨论；而我忘掉的却是对某次邀请的答谢，对那次宴会只留下一片纯粹的空白。崇高的理念则坚守其位；安眠药使之失灵的东西，不过是区区小事中的行动影响能力，这种能力，只表现在，倘若要及时恢复、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某件事情的回忆，就非得付诸行动不可。尽管可以对脑子坏了以后的苟延残喘问题作这样那样的种种议论，可我发现，每次脑力的哀竭都导致部分的死亡。我们拥有我们的全部记忆，要不便是拥有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伟大的挪威哲学家根据柏格森先生的言论这样说，可我未曾试想模仿哲学家的言辞，以免延误时间。要不便是回想这种种记忆的能力。但是，什么算作回想不起来的记忆？要不，干脆扯远一点。
我们回想不起来我们这三十年的往事；但我们却完全泡在这种种记忆之中；为什么到三十年就煞步不前，为什么不把以前的生活延伸到出生以前的岁月？自从我记不起我身后一大部分往事，自从这些往事成了我看不见的东西，自从我无能为力呼唤这一桩桩往事，谁敢对我说，在这一片我一无所知的黑洞里，我人生之外就难道没有可追根溯源的往事？既然我脑中和我周围能有那么多我回想不起来的往事，那么这种遗忘（至少是事实上的遗忘，因为我无能力看到任何东西）就有可能涉及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甚至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经历过的生活。同样一种遗忘会把一切抹煞得一干二净。那么，挪威哲学家信誓旦旦肯定的灵魂不死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死后我这个灵没有能力回忆出生后我这个人，就象我现在这个人回想不起我出生前的事一样。
①波菲利（233或234—约305），古罗马时期生于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门徒。
②普罗提诺（约204—约270），古罗马时期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主要着作有波菲利编纂的《九章集》。
仆人进屋。我没有告诉他我曾打过好几次铃，因为我发现，直到打铃的时候，我只不过做着打铃的梦罢了。不过，一想到这梦竟然如感觉一样清晰，不禁不寒而栗。难道感知会有相应的梦中虚幻？
相反，我问仆人，这一夜到底是谁老打铃？他回答我说：没有任何人，肯定没错，否则，打铃的“表”上会有记录的。然而，我分明听到了阵阵铃声，那铃声几乎不耐烦了，怒气冲冲，声犹在耳，而且一连好几天仍然依稀可辨。然而，稀罕的是，睡梦竟将不随睡梦消亡的回忆投向清醒时的生活。简直象天外陨石那样屈指可数。倘若这是睡梦铸造的一个意念，那么这个意念会很快分解成碎片，无法重新觅回。然而，在那儿，睡梦却制造了声响。
这种种音响，更物质化，而且更简单，持续时间也就更长。
我的家仆告诉我时间尚早，我不胜惊讶。我休息的并不短啊。这属于梦长的轻觉，因为轻觉是清醒与睡眠的中间过渡状态，对清醒时的概念虽有所模糊，但却始终不会忘记，我们若要得到休息，就非常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轻睡，而熟睡的时间可以是短暂的。我之所以感到心情舒畅还有另一番道理。人们只要一想起自己受累了就会觉得疲惫不堪，而只需自言自语：“我休息过了”，就足以振作精神。况且，我曾做了个梦，德夏吕斯先生已经一百一十岁高龄了，可他竟打了他的生身母亲维尔迪兰夫人两记响亮的耳光，因为她花了五十亿重金买了一束蝴蝶花；我于是深信昨夜自己睡得很熟，做的梦与我清醒时的概念牛头不对马嘴，完全违背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这足以使我感到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