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4）。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
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吴稚老
指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3）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4）药渣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
‘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
‘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
‘药渣！’”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2）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