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生的人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每当我国忆起那十年，经常怀有一番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自由与精神财富；于是我们发愤工作，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我们四处漫游，进行各种尝试，我们重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自己的世界。人们从来没有象在那十年里似的进行那么多的旅行—这是不是可以说，年轻人已忍耐不住，急于要弥补他们在过去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失去的东西抑或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必须在再次遭到禁锢以前及时冲出狭窄的天地在那个时间里，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我本着这样的思想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官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的佛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琼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过—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讲学途中发表演讲。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旅行；我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寻找他们：但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他们是不胜敬畏的，我从不敢给他们写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跻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会圈子，我可以观光圣日尔曼城区的华丽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图书馆的出纳台旁有求于人，而是由图书馆馆长亲自把库藏的善本拿给我看。我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那里作客，每当小收藏家们走过这些古董商的店铺时，总是目光羞涩。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就尽量避免在到达的当天通知象罗歇马丹杜加尔、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样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随便溜达溜达，就象从前当学生时一样。我重访原来的那些咖啡馆和小饭馆，让自己口味过去的青年时代；倘若我想写作，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也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前夕，我正写着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就为此行作准备了；可是战争的流血场面打断了我的计划，自那之后，又有一种顾虑妨碍着我的打算。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烃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地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宣传与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肖伯纳、威尔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纪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那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而且还有价值几个戈比的廉价小版本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仍然有妨碍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性观察之前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