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