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
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独立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着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着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着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着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但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