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在每次新的晤面时，我总是对他满怀崇敬之情。赞赏那位年迈的大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这样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会演大厅里聆听他的《埃及的海伦娜》的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别人，周围是漆黑一片。他专心地倾听着。我忽然发现他在轻轻地、不耐焕地用手指敲击着坐椅扶手，然后小声地跟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要是干脆把它删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长，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您看，这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
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安详而有条不紊。上午九点，他坐到桌边，继续在他昨天作曲时停顿下来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样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不停地一直写到十二点或午后一点。下午，他玩纸牌，誊抄两、三页总谱。晚上，他有时还要到剧院去指挥乐队。任何一种神经衰弱的病症与他都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是同样的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给他送来指挥乐队时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同样自信和安详，就象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各种能力都是艺术，诚如他用诙谐的话所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该是什么样，他也得能为一张菜单谱曲。困难吓不倒他，只会给这位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巨匠带来乐趣。我今天还高兴地记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说：我给那位女歌唱家布下了疑团谜！她要是猜得出来，一定得费死脑筋。当时，他的一双蓝色的小眼睛多么炯炯有神呵！在那样难得的时刻，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你会感觉到，好象有什么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怪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是准时、按部就班、扎扎实实犹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刚开始会使人有点儿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样。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脸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毫无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双明亮、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种特别神秘的力量。那双眼睛大概是我在一个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双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双显出睿智的眼睛，是一双彻底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以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接着便开始工作。自然是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后，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作为对第二幕的更为热烈的祝贺，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开头几句：啊！我找到了你，你这个可爱的孩子！他的那种喜悦，或者悦对我的鼓励，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难以形容的快乐。里夏德施特劳斯在我写的歌剧脚本上没有改动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为反向进行的声部需要，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诚挚的关系。他到我们家来，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他在加米施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完全象预先商定好似的—其实，既没有协议，也不是义务：我在完成那部歌剧之后，又立即着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无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剧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