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针对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所谓民团。从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个极可怜的组织，它由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不名身分的人、没有工作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互相疯狂仇视。他们终于在那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亲王身上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那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脚下，谩骂过共和国与民主，现在却带着自己的雇佣兵作为希特勒的敌手东游西荡，并许诺：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到底想于什么，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一碗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头，是墨索里尼推着他们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主义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自取灭亡，自己却不知道。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本身来说，那个党不必畏惧公开的斗争。它有自己的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于瘫痪。但那个党知道，希特勒正等着这样一次所谓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这样的借口，他就可以作为救世主开进奥地利。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恰当的做法，便是牺牲自己的大部分权利乃至国会，以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样一种折衷方案。甚至连多尔富斯那样一个多谋善变、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团结一致。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卫同盟交出它的武器，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人则反对这种要求，双方阵营接连不断互极发出威胁。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情绪，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混浊的天气没有一阵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待了几天，便马上去维也纳。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几天，突然来了那场暴风雨。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那里是军火库，要夺走那里的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回答，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人为的被迫革命。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逼向维也纳的工人住宅。进行整整三天艰苦的巷战；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优势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的独立自杀的见证人，不过，由于我今天想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这样一件初看起来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点也没有看到那次革命。一个挺身而出，想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他说明当时真相的人，必须有勇气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我觉得，最能表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革命是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发生，然而只涉及少数几个地方，因此绝大多数居民都看不见的革命。所以看起来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待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在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么也没看见，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毫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我却一具也没看到。每一个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都比显然是见证人的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经过。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惊人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那发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条马路的人，也远远不及相隔在几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当几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见到了那条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异的是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惊的是，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竞不如在伦敦每个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维也纳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面来说明：与今天同时代的一个人要想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处在关键性的位置的话。我当时经历的全过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剧院的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相约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横穿马路时，突然有几个芽着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匆匆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馆，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市郊已进行了好几小时的枪战，可是在市内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萨尔茨堡，当晚我国旅馆结账，那时旅馆的看门人才跟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此外，市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