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我们凭直觉感受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着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们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