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独立，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那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由于人们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了它的纲领的另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再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那些小国家刚一建立起来，它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争我夺的搞阴谋，为自己获得小块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欲望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