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人众势大，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功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绿化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如果在平时，那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和华丽车辆在巡礼。善良的自由派市民们一听到工人们的这一宣布，吓得目瞪口呆。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带着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的，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同一样。人们乍一听，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不抢劫商店和干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里一片惊慌。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的华丽马车或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特地区。商人们早已拉下店铺的铁制护窗板。我记得，父母们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维也纳将会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区。每人在自己的钮扣眼里插了一朵红色的了香花—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美丽的绿茵地时，却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遭骂，没有人挨打，也没有人挥舞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他们发出友好的笑声。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后来资产阶级也就不好再把工人们斥之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在那些党魁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当这种红色丁香花的党徽刚露面不久，突然之间，又有人往钮扣眼里插上了另一种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记（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基督社会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原本只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联系的对抗运动，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一种产物，因为机器生产一方面把大批群众集中到工厂，使工人们有了势力，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又威胁着小手工业。
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企业的师傅们面临着破产。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一位受人欢迎、机灵能干的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不满和忧虑，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他把全体小市民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有钱人物的嫉妒。正是这个优心仲仲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对排犹主义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