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