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我有幸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行列，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对文学本来就不甚关心，也从来没有自己的/L判断。所以在我的父母看来，就像维也纳的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或谴责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最最重要的报纸的家庭，一旦当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不冒尖、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当作无害的儿戏之作而乐意地采用了（这总要比玩牌或者和轻佻的姑娘们调情要好），在那些着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迄今在家中并不受到十分重视）的他来发表意见。这时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也不可能使周围的人对我如此刮目相待；从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那个神秘莫测的本亚明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由于我经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到了有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
一天上午，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下一学期将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这一愿望，或者确切点说，他们是对《新自由报》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护身，所以他们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