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现在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它和我的职业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协会的会长。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给某人致祝酒辞，我在说第一句话以前嘴唇就已发干。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过，既然这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种内在自豪，我也就无法违抗；因为我之所以今天在内心还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财产—应该归功于这种性格。
我的母亲却是另一种出身，她出身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她诞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就象德语一样，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说些不该让女佣们听懂的话时，她就改用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以及其他南式风味菜。所以我后来每当去意大利时，下车伊始，就有归家之感。不过，我母亲一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最初开设银行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以犹太人大银行世家为榜样，但规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从霍海内姆斯—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还有一个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他们显得更加体面，视野更为宽广，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某种家族的骄傲。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他们是怎样轻松自如地从一种语言换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关心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个家族就为她筹措好一大笔丰厚的嫁奁，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亲身为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却从来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她和我父亲的结合是非常美满的婚姻。这种以出身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厄尔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当许多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了表示他对我的特殊好感时，曾倨傲地这样说：
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厄尔的后代呢。他的这句认可的话似乎是想说：你算是投胎对了。
这也是一种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属于这样的贵族；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他们一会儿觉得有趣，一会儿觉得讨厌。我们老是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这种不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议论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极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差别，归根结蒂也只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同一个犹太社区迁徙而来。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上流家庭的观念—在我们男孩子们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最内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最终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早在集中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就已表现得一目了然：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分，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象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而不愿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者的敬重，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