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的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多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的国家出发，用自己的语言。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得多。他说，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那种荒谬，而对荒谬的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充满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地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性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无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砺了情操。同样，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事先也能够干一些事情。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东西，介绍过我们邻邦中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整个德国，作旅行演讲。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关系的象征：维尔哈伦—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大的德语抒精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因哈德争取到了维尔哈伦的一部新剧本。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的诚挚、积极、感情冲动。
有时候兴奋起来，我们就飘飘然地以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样一些文学家们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险恶的路。
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尤其是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深感到自己正处在动乱地区的中心。一九一○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过了八十岁，这位早已成为象征的自发老人是不会再长期统治下去了。一种神秘的不祥情绪开始蔓延：在他死去以后，就再也阻挡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在国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有德国，正等待着爪分奥匈帝国。克虏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尔干半岛用外国的活人材料互相试验着自己的大炮，就象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自己的飞机一样。巴尔干战争使我们陷于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不断舒一口气：这一次，战争还好没有临到我们头上，但愿永远不要临到我们头上！话又说回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那种心态不是表现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现在细小的个人插曲之中。我要在这里插叙的正是这样一些生活小故事。老实说，我当时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但是我遇到的两件事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想到了战争，并且使我的心灵为之震颤。第一件事是雷德尔事件，这一事件就象历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后情节一样，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可谓是一出情节十分错综复杂的间谍戏剧里的主人公。
我和他只是一般认识。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区，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察官T在咖啡馆里把他介绍给我。这位看上去和蔼可亲、会享受的先生当时正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就互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多少秘密包围着我们，同时，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人又是了解得多么的少。这位上校从外表上看，象一名奥地利普通军官一样，但他却是帝位继承人的宠情，他被授予重要的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和负责破坏敌人的谍报机构。一九一二年，当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矛头指向对方的战争动员，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最重要的密件—进军计划却被事先出卖给了俄国，一旦真的处于战争状态，势必要给奥地利军队带来无法估计的惨败，因为俄国人事先就能知道奥地利进攻部队每一个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一泄密叛卖事件，使奥地利总参谋部一片惊慌。身为军队情报部门最高负责人的雷德尔上校受命要找出叛徒，而这个叛徒只要在最高层的极小圈子内就能找到。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信任军事当局的能力，于是它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要进行独立的调查，它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外，还要为此目的秘密拆开一切从外国寄来的留局待领的信件进行检查，而不必有所顾忌。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寄来的一封留局待领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当那封信被拆开后，里面没有信纸，而是六张或者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的钞票。于是，这一可疑的发现很快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领信处的窗口，以便当那个来查问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现，就立即将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