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
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