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
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
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