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屏住气静听着。这一切我们从前也都经常默想过，只是没有人胆敢在大白天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和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兼并政策一刀两断，因为这样说，会被视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于在海牙的活动而在国外享有最高声望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样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决，以致使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早就不再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在付诸实行了。要么用单方面媾和的威胁来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不得已时自己实现单独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后来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弟帕尔玛亲王去见克雷孟梭，实际上是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宫廷谅解的情况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认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正如有些人所说，德国曾以武装入侵奥地利相威胁，而他，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又害怕给自己沾上历史污点：在关键时刻废除由弗兰茨约瑟夫缔结的并用这么多鲜血作出保证的盟约。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这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和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来蒙受背离德国罪名的人—为总理的。而这种优柔寡断最后则毁了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成为总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二天我继续登程出发，越过了瑞士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从一个被封锁的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难国家进入这个中立地区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从国界那一边的车站到这一边的车站只消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一进入这一边的第一秒钟就立刻有那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充满白雪、爽快的空旷里的感觉，仿佛觉得头脑里的晕眩正通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而渐渐消逝—几年以后，当我从奥地利再次来到瑞士途经这个布克斯火车站时（要是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是从来都记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种使人沁心的新鲜空气—我从列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柑桔、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象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着烟斗。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是正在进行战争的动物，而左边的鱼保持中立。当我刚一越过国界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这里和那边不同，这里更自由、更振奋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觉到不仅我们的精神气质，而且我们的身体机能在我们那个战争世界里已衰退到了何种程度；当我应邀在亲戚家作客时，饭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烟，没有想到我突然头晕起来，而且心跳得很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表明，在长期饮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后己不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了；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