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美学”、“文学”、“教育”、“物理”中的“王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的立场，阐明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规律及一，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缌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
　　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识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句法规则所组成的与经验直接相关的语言系统被称为现象主，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
　　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觑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栈歇了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
　　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郭象（252—312）西晋名士，玄学家。字子玄，河南，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夹马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么？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帐房的人也到了。
　　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捉贼捉脏呀，你捉着脏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脏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伙，我只问他要东西。”买办道：“这又奇了，有甚么凭据呢？”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是蓝布长衫，象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
　　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我不说明白，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进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东人道：“他不做贼，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说着了你没有？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理论基矗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越来越趋于综合化、整体，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那里推得他动，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
　　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枝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这个说：“那一枝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根烟枪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道：“那一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枝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我只问你要！”那人没法，便道：“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舱面呢，我带你去取罢。”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说道：“东西在这个里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机警非常。
　　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我也不及去打听了。
　　上得岸时，便去访寻我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不要资本主义制度所必然出现的坏的方面，以建立以个人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说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该要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罢。”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
　　只这一等，有分教：家庭违骨肉，车笠遇天涯。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