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痰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贵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侍。”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恙缓刑之美也。
　　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日：“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译文】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经文】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萧，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译文】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