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经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译文】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