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张仪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信，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取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击代王，杀之，肝胁涂地。其姊闻之，因磨笄以自杀。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闻。[至汉高祖时，陈豨以赵相国监赵代，边兵举兵反，上自行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吾知其无能为也。”及豨败，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
　　乃立二子为代王也。]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为可亲乎？
　　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事以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燕王听张仪，张仪归报秦。
　　[燕王使太子丹入质于秦。秦欲使张唐相燕，与共伐赵，以广河间地。张唐谓吕不韦曰：“臣尝为昭王攻赵，赵怨臣。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行。”
　　不韦不快，未有以强之。其舍人甘罗年十二，谓不韦曰：“臣请为君行之。”
　　遂见张唐曰：“君之功孰与武安君？”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灭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可胜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孰与文信侯专？”唐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昔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十里，赐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君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君所死处也。”张唐惧曰：“请因孺子行。”
　　行有日矣，甘罗又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遣之，甘罗如赵，说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乎？”曰：“闻之。”
　　“闻张唐之相燕乎？”曰：“闻之。”甘罗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地。
　　王不如赉臣五城，以广河间，臣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曰：“善。”
　　立割五城与秦。燕太子闻而归，赵乃攻燕，得二十城，今秦有其十也。]
　　【译文】
　　张仪又去游说燕王：“大王最亲近的诸侯莫过于赵国。从前赵襄子把他的姐姐嫁给代国国君为妻，（目的是）想要吞并代国，他约定和代王在边塞句注会晤。就要工匠做了一把大铜勺，把勺子把儿做长了一些，可以用来打人。赵襄子和代王宴饮，事先暗中告诉厨师说：“等到酒兴正浓的时候，端上热汤，立即翻倒，用勺底打死代王。’当时，酒兴正酣，厨师就端上热汤，在接热汤的时候，厨师上前倒了热汤，乘势倒翻，用勺底打死了代王，代王的脑浆涂了一地。他的姐姐听说后，把自己的簪子磨尖自杀而死。所以到现在还有个磨笄山，天下无人不知。[汉高祖时，陈豨以赵国辅相的身份监管赵、代两地。陈豨举兵谋反，高祖亲自统兵来到邯郸，得意地说：“陈豨不懂得北守邯郸，南恃漳水为阻，我知道他没这个能力。”等到平定了陈豨的叛乱，高祖说：“代在常山以北，赵在常山以南，距首都太远，难以控制。”于是封二皇子刘恒为代王，令其镇守边关，防御匈奴。]
　　赵武灵王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大王已清楚地了解。难道以为赵王是可以亲近的吗？赵国发兵进攻燕国，两次围困燕都，胁迫大王，大王割地给他十座城赔罪，这才撤兵。现在赵王已经到渑池去朝拜秦王，献上河间来讨好秦国。如果赵王不讨好秦国，秦国出兵云中、九原，迫使赵国进攻燕国，那么，易水和长城就不会为大王所有了。如果大王投靠秦国，秦王一定高兴，而赵国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边有强秦的援助，南边没有齐、赵的祸患。所以希望大王深思熟虑。”燕王听从了张仪的话，张仪回去向秦王报告情况。
　　[燕王送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秦王想派张唐去燕国做相国，与燕国联合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的封地，张唐对吕不韦说：“我曾经受昭襄王之命攻打过赵国，赵国人非常怨恨我。现在，从秦国到燕国去，必定经过赵国，我不能去。”吕不韦听了很不高兴。但也并没有强迫他去。吕不韦的门客甘罗，才十二岁，对吕不韦说：“我可以让他去。”甘罗便去会见张唐说：“你和武安君白起比，谁的功劳大？”张唐说：“武安君南面挫败了强大的楚国，北面战胜了燕国、赵国，屡战屡胜，攻取城邑，不计其数，我的功劳不如他。”
　　甘罗又问：“应候范睢在秦国掌权与文信侯相比，谁的权力更重？”张唐说：
　　“应侯不如文信候的权力重。”甘罗说：“当年应候想进攻赵国，武安君认为难以取胜，而不受命，因此获罪，被赐死在离咸阳十里的杜邮。现在文信侯亲自请你到燕国做相国，你不肯，我不知道你将死在何处！”张唐勇敢地说：“那我听你的，就去吧。”
　　张唐走后多日，甘罗又对文信侯说：“请借给我五辆车，让我为张唐先去通知赵王。”甘罗到了赵国，游说赵王说：“你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的事了吗？”赵王立：“听说了。”又问：“你听说张唐去燕国做相国的事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说：“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是表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相燕，是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秦、燕互不相欺，（结成联盟，）没有别的缘故，就是想要进攻赵国，扩大河间封地，大王你不如赏赐给我五座城池，以扩大河间封地。我呢请秦王放燕国太子质回去，转而与强大的赵国一道去进攻弱小的燕国。”赵王说：“好的。”于是割了五座城给秦国。燕国太子丹听说这个信息后，悄悄地逃跑了。赵国于是进攻燕国，得了二十多座城池。秦国分得了其中的十座。]
　　【按语】
　　赵襄子为吞并代地，不惜用铜勺击杀姐夫，逼死姐姐，人性泯灭，兽性大发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赵武灵王两次围困燕都，索城十余座才撤兵（后来又退还给燕国）。
　　面对如此屈辱，燕王忍而不发，是因为他知道，弱燕向强赵寻仇无异予以卵击石，一口怨气事小，安邦存国事大。燕国要想存在，必须维系好与豪邻赵国的关系。如今，赵国既然已经与秦国交好，那自已又怎敢得罪秦王呢？况且，与秦连横，可以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何乐而不为呢？
　　由此可见，政治行为的唯一动机也是最高原则就是利益，对任何事物的取舍判断都取决于它。英国史学家罗伯特说得好：“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经文】
　　于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缭，说于秦王曰：“秦自孝公已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势侵诸侯，盖六代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纵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闵王所以亡也。愿王无爱财，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秦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阴遣谋士赉金玉以游诸侯。诸侯名士，可与财者，厚遗给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乃使良将随其后，遂并诸侯。
　　[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废之。
　　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贵耳。王见王之狗乎？数千百狗为群，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无相与斗者。投之一骨，则群起相呀，何者？有争意也。今令载五千金随唐睢，并载奇乐，居武安高会相饮，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与斗也。”]
　　【译文】
　　张仪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各国相继与秦国建立了连横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劝秦王说：“自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相互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分化为六国，秦国乘胜侵略诸侯各国，已经六代了。现在诸侯臣服于我国，如同郡县听从中央一样。诸候各国君主、臣子都非常害怕秦国，假如一旦有人提出合纵对抗秦国，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智伯、夫差、闵王就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提防意外情况才失败的。希望大王你不要吝惜金钱，拿出金银财宝去贿赂各国的权豪势要，扰乱他们的国家政治。秦国花费的不过是区区三十万两黄金，可是换来的将是六国灭亡，一统天下的局面。”
　　秦王听从了他们的计策，暗地里派遣谋士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到各国活动。诸侯各国的知名人物，接收财物的，就重金交结；不肯接受的，就派人暗杀。先使六国君臣离心，然后派良将率大兵征伐。于是统一了六国。
　　[诸候的谋士相聚在赵国，搞合纵联盟，准备进攻秦国。秦相应侯范睢对秦昭王说：“大王不必为此担忧，现在我就要让他们的合纵联盟搞不成。秦国并没有与诸侯的谋士结怨，他们聚在一起图谋攻秦，只是因为他们都想为自己谋求富贵而已。大王见过你养的狗吗？一群，好几百条，有的卧着，有的起来，有的在走动，有的静止不动。它们互不干扰，和平共处。如果扔给它们一块骨头，它们马上会互相咬得不可开交。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争一块骨头。”于是，秦王让唐睢带上乐队，给了他五千两黄金，住在武安，大摆筵席，招待宾客。还没有用完三千两黄金，诸侯的谋士们就互相争斗起来了。]
　　【按语】
　　“金钱攻势”在秦统一六国的最后关头，确实起到了催枯拉朽的作用。政治的核心是人，而金钱的诱惑对每个人都是巨大的。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政治和财富联姻，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三十万两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用它却换来了六国的灭亡，天下的统一。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是很划算的，这钱没有白花！
　　国家政治如此，个人生活同样也如此。花钱办了事，才算实现了金钱的最大价值。
　　关键时刻，不愿意使用或者不舍得使用钱这种“催化剂”，最终使事情失败，那才是最傻最俊的傻瓜呢！
　　【经文】
　　秦既吞天下，患周之败，以为弱见夺，于是笑三代，荡灭古法。削去五等，改为郡县，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蕃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梃，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秦不及其数，国势然也。
　　[荀悦曰：“古之建国或小或大者，监前之弊，变而通之也。夏、殷之时，盖不过百里，故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害，纣脯鄂侯而醢魏侯，以文王之盛德不免于羑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国，方五百里，所以崇宠诸侯而自损也。至其末流，诸侯强大，更相侵伐，而周室卑微，祸难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废诸侯，改为郡县，以一威权以专天下，其意主以自为，非以为人也。故秦得擅海内之势，无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于天下，然十四年而灭矣。故人主失道，则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乱，则鱼烂土崩，莫之匡救。汉兴，承周秦之弊，故杂而用之，然六王、七国之难者，诚失之于强大，非诸侯治国之咎。”]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谓矫枉过正矣。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之日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然，无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基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夫厚本以末大，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
　　[贾谊曰：“欲天下之理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义，国小使无邪心。今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陛下割地定制。今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其子孙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天子无所利焉。”
　　又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扦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北，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之制，在陛下，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万代利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犍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之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此万世之利也。臣闻圣王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毕其愚忠，唯陛下裁幸。”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人。后七国乱，不得过梁地，贾生之计也。]
　　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
　　[晁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辄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仗，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于是汉臣庭议削吴，吴乃反矣。]
　　武帝施主父之策，“推恩之令。”[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城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弱矣。”上从其计也。]景遭“七国之难”，抑诸侯，减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谋，作左官之律[仕于诸侯王为左官]，设附益之法[封诸侯过限曰附益]。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蹶角稽首，奉上玺绂，唯恐居后，岂不哀哉？及莽败，天下云扰。
　　[隗嚣拥众天水，班彪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失其驭，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乃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
　　愿先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异矣。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根本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动，远近俱废。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跨城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可以知之。”]
　　光武中兴，篡隆皇统，而犹尊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充斥，率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纵横，则城池自夷，岂不危哉？
　　在周之难兴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阃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鉴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
　　[陆机曰：“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以多乱也。今之牧守，皆方庸而进，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治也。
　　夫德之休明，罢陟日用，长率连属，梧述其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何则？
　　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兴矣。苟或衰陵，百废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才，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何以徽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誊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夜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思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治，则功有厚薄；两愚相乱，则过有深浅。然则探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之。”]
　　【译文】
　　秦国吞并了天下以后，总结周朝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周朝统治薄弱才亡国的。所以废除分封旧制，一改古法，设置郡县。秦王赢政自封为“皇帝”而把子弟视作普通百姓。不加封赐。朝廷内没有骨肉同胞的辅佐，国家中缺少诸侯藩屏的护卫，一旦陈胜、吴广起义在前，项羽、刘邦举兵在后，秦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荀悦说：“古时候建国，有大有小，都是在考察了前朝的弊端之后加以变通而选择的结果。夏朝和商朝的时候，诸侯国面积不过百里方圆，所以诸侯势弱而君主权强。桀和纣才得以暴行天下，肆意残害国家。纣王曾将鄂侯做成肉干儿，把九侯剁成肉酱，就连以文德著名天下的文王也不得幸免，被关在羑里。周朝建国，克服前代的弊端，扩张领土，达到方圆五百里的规模，把它分封给诸侯，而君主自己管辖的土地却很小。到了周朝末年，诸侯们的势力强大，互相攻伐，战乱不断，而王室力量衰微。祸难重重。秦朝建国，虽然改正了前代的弊端，但是做得不是很适度——一下子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转而实行郡县制，用一种权威来统治天下。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力，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因此，秦王才能独裁绝断，无所顾忌，奢侈淫逸，暴虐骄横，然而统治仅仅十四年就灭亡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不行仁道，那么遭殃的是普天下百姓，老百姓一乱，国家将土崩瓦解，想救都救不了。
　　汉室方兴，一改秦朝的弊端，既用分封，也设郡县，可是也发生了六王叛逆、七国之乱这样的叛乱事件。这完全是因为国家政权不够强大才发生的。并不是诸侯治国的错误。]
　　汉初，海内刚刚平定，同姓的人很少，为了不再重演秦朝由于孤立而败亡的悲剧，于是裂土封疆，分封二等爵位[大功封王，小功封侯]。开国功臣受封达上百个城邑。王室子弟被封为九个诸侯国。大的诸昏国，往往跨州连郡，拥有几十座城池，这样做就矫枉过正了。但是，也应当看到，高祖创业之初，百废待兴，后来孝惠帝在位时间又很短，接着吕后摄政，这段时间国家一直比较太平，和分封诸侯是分不开的。后来，迅速铲除诸吕外戚集团，使太宗刘恒登上皇位，也全靠了诸侯的力量。
　　随着历史的推移，地方诸侯的权力膨胀，越来越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轻则荒淫无耻，违法犯罪；重则明目张胆地举兵造反，对国家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义，分散齐、赵等大诸侯国的土地。
　　[贾谊说：“要想安定天下，最好的办法是划分出更多的诸侯国来，这样就能削弱诸候国的力量，力量弱就容易驱使，地盘小就不会产生邪念。国家政治制度，应当象身体控制手臂，手臂控制手指那样，层层管理。陛下你应下达圣旨，命令诸侯各国划土分疆，把齐、赵、楚各自再划分成若干个小诸侯国，让他们的子孙都能享受到继承其父兄封邑的权利，直到将那块封邑全部分光为止。皇上你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不利的方面，从长远看，反倒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此后，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你还不赶快制定政策？
　　现在的形势是，诸侯代代相传，他们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受管制，地方势力强硬，再这样下去，汉朝的法令就不可能再通行了。陛下你所当作屏障的皇太子所依靠的仅仅是淮阳和代两个诸侯国罢了。代国北靠匈奴，和强敌接邻，能够保全自己已经不错了；而淮阳的北面大的诸侯国更是星罗棋布，淮阳足以引诱诸候，但它绝对难以抵抗攻击。如今的办法，全在主上你，让你的儿子作人家的诱铒，这怎么能叫可保千秋万代的好办法呢？我有一个蠢笨的主意：希望你割一块淮南王的邻地给淮阳王，扩大他的地盘；为梁王指定继承人，割淮阳以北的两、三座城池给东郡，以扩大梁的地盘。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可以让代王坐镇睢阳；重新划分梁国地界：西起新郪，北抵黄河，南临长江，将淮阳护卫起来。这样，大国诸候既使心怀异志，吓破了胆也不敢造反。因为梁国足以牵制齐、赵两国，淮阳足可以控制吴、楚。陛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才是功在千秋，利传万代的计策。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事，自己先不表态，而是让大臣们议论献策，这样，臣子们就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观点。我说完了，你自己裁决吧。”
　　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派淮阳王刘武统治梁国，扩大地盘，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四十多座大的城池划入他的辖区。同时，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好言安抚。后来，七国之乱时，叛军被阻挡在梁国，这全是贾谊妙计的作用啊。]
　　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计策，要革削吴、楚两国同姓王的势力。
　　[晁错对景帝说：“过去高祖刚刚平定天下，兄弟很少，孩子们也都幼小，为了国家的安定，才把同姓分封为诸侯，其中悼惠王管辖着齐地七十二座城池，庶出的弟弟元王管辖着楚地四十座城池，侄子管辖着吴地五十多座城池。
　　这三个诸侯就占领着天下一半的土地。如今吴王刘濞仗着有太子说情，动不动就不来朝觐，这按古法就应该杀头。文帝于心不忍，打了几板子，罚戒一下了事，皇恩够大的了，可是刘濞不但不改过自新，反倒变本加厉，越发恣意妄为。开山铸钱，煮海卖盐，召集一批亡命徒，谋反作乱。现在，削藩是个反，不削藩也是个反。削藩，藩王们立刻就要造反，但祸患不大；不削藩，他们不过迟些造反，但祸患可就更大了。”于是关于削吴的问题被拿到朝廷上讨论。吴国于是谋反了。]
　　汉武帝在传统的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关键性政治问题上，采纳主父偃更为妥当的策略——推恩令。[主父偃劝说皇上道：“古代的诸候国不过方圆百里，不论其强弱与否，都很容易控制。现在的诸候国，跨州连郡，占地千里，管得松点儿，他们就生活糜腐，骄侈淫逸；管得严点儿，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如果依法硬要削藩，恐怕他们会萌生反念，晁错不就是这样才失败的吗？如今，诸候子弟有的达到十几个，可是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其它人没有寸土所得。这与朝廷提倡的仁孝之道是相悖的。
　　希望陛下你下旨，让诸侯们广行德政，让宗室子弟人人都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领地分给每一个子弟，诸侯子弟必将人人喜不自禁，欢呼万岁。你以行德政为名，实际上却分散了诸候的势力，诸候会自己把自己削弱的。到那时，诸侯各国就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了。”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压制诸昏，罢黜大批诸侯所属的官吏。汉武帝时，又发生淮南王衡山叛乱事件，国家制定左官律[选派官员到诸候国辅佐侯王]
　　和附益法[分封诸侯大过限度称作“附益”]，进一步打击了诸侯势力。诸候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居住，亨受，收租纳税，不能参与国政。到哀帝、平帝时，刘氏侯王世袭相延，亲戚疏远，诸王生活在深墙大院之内，不受再到人们重视了。[削夺诸侯，有名无实，仍然因循秦亡的覆辙。]后汉王室衰微，气数已尽，外戚王莽居心叵测，肆元忌惮，借着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周的名义，作威作福，骄横跋扈。把持政权，俨然一副皇帝的作派。篡夺汉朝天下以后，南面称帝，官分五等，晓喻全国。可怜一帮汉朝宗王，奴颜卑膝，俯首贴耳，奉符献印，唯恐置后！
　　[隗嚣拥兵天水，班彪逃难跟着他。隗嚣问班彪：“过去，周朝不能驾驭天下，战国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裂割据，几百年才安定下来。我推想难道战国时的混乱局面又要重演吗？国家安危将系于一人之身了，请先生谈谈。”班彪回答道：“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一样。周朝分爵五等，诸候干预政治，本根衰微而枝叶却很强大，所以到周朝末年才会出合纵连横的混乱局面，这是历史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的体制，设立郡县，皇帝掌握国家政权，臣子没有太多的权力。汉成帝时，开始倚重外戚，哀、平两帝享国时间很短，三世之后西汉就灭亡了。王莽篡权以后，因为皇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人心不服，皇位不稳，政令不通。王莽称帝以后，天下百姓无不摇头叹息，盼望着刘氏能够再度中兴。王莽在位的十多年内，国家动荡不宁，起义不断。
　　这些起义军，没有一个不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的。现在的起义军首领，虽然也割据一方，但是他们没有战国时代诸候的基业资本。所以，不会再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老百姓对旧朝念念不忘，由此可知百姓怀恋汉朝德政的程度了。”]
　　光武中兴，恢复刘氏国统，可是不能借鉴西汉灭亡的经验教训，汉朝由来已久的弊端在东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仅仅数世，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一有奸臣专权，趋炎附势之人就纷纷投靠；一旦有叛乱发生，守城的官佐就不战而逃。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周朝时，辅政大臣七人，摄政大臣三人，周王授以九鼎，委以重任。叛乱分子即使占据首都，战鼓敲得连内宫都听得见，乱箭就从皇宫上方飞过，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不会波及天下，国家总得来说是太平的。通过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再兴周室，中兴在“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工业。不象二汉，朝廷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乱成一锅粥；逆臣贼子早晨刚一做乱，文武大臣晚上就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远有王莽篡权，近有董卓专权，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国家缺乏治世之能臣，士大夫们没有救世之志吗？不是，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壮志是有，无奈地位太低，难以实现雄才大略罢了。
　　[陆机说：“有人认为诸侯的爵位不应该世代相袭，昏主暴君，比比皆是，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发生变乱，现在的牧守，都是国君任命的，虽有弊端，但这种做法的优点也很多。采用郡县制国家政局更易于掌握。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他们的德行好坏、提拔任免、奖罚与否全都由皇帝大臣掌握，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有所忌惮。而封建诸侯则不然，他们犯了错误，无人能将其罢免。过去有靠施行郡县制兴盛的时候。可是，假如一旦朝廷政治衰微，那么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产生问题。卖官鬻爵的官吏，会量财而用人，那么上行下效，贪污受贿就会成风，国家怎么能不乱呢？所以后代有人又把这一制度废除了。
　　简明扼要地讲：五等封建的诸侯，是为了自己才要把领地治理好，而郡县的长官是为了获利获物才去治理的。这有多么大的不同呀！仕子希望自己积极进取，而良士却更愿意修己安民。积极进取的实惠很容易得到，而经邦济世，为民请命的名誊却太难了。因此，官吏中，求财的大肆搜刮，吸尽民脂民膏；求名的，不惜歪曲事实，人造舆论吹捧自己。采用郡县制，做国君的没有长远打算，做臣子的也只顾一时之利。而五等封建则不是这样，诸侯懂得一个道理：国土是我的国土，人民是我的人民，国兴则我兴，国衰则我亡。所以，君上治理国家，想要传给子孙；后嗣继承祖业，思其来之不易。
　　做君主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做大臣的想的只是如何使政权巩固。并贤居治，功劳有大小之分；两愚处乱，过错有深浅之别。然而探讨上古的政治制度，却用一个道理来贯穿它，秦汉两朝典章政策，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封建制比郡县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