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声为言，言之中理者为文，文之有节者为诗。故《三百篇》以来，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虽小夫室女之讴吟，亦与圣贤歌咏并传，凡以各言其志而已。屈、宋变而为骚，班变而为赋。盖有才者以《三百篇》旧格不足以尽其才，故溢而为此，其实皆诗也。自《古诗十九首》以五言传，《柏梁》以七言传，於是才士专以五七言为诗。然汉、魏以来，尚多散行，不尚对偶。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沈约辈又分别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体始备。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盖事之出於人为者，大概日趋於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故虽出於人为，其实即天运也。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於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对属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於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於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後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西昆体行，益务数典，然未免伤於僻涩。东坡出，又参以议论，纵横变化，不可捉摸，此又开南宋人法门，然声调风格，则去唐日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