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籍女弟子22人，其中与袁枚有交往的主要男性家族成员为诸生的有金逸（诸生陈基之妻）、金兑（诸生金凤翔之女）、张允滋（诸生任兆麟之妻）、严蕊珠（诸生严家绶之女）、袁淑芳（士子陈燮之妻）、屈秉筠（士子赵同钰之妻）、赵同曜（赵同钰之妹）、席佩兰（入门当时仍是诸生的孙原湘之妻）等8人，下层平民之妻汪玉轸（其夫陈昌言和袁枚没有关系）1人，拥有官职的有王碧珠（苏州府知府汪谷之妾）、朱意珠（汪谷之妾）、归懋仪（巡道归朝煦之女）、吴琼仙（翰林院待诏徐达源之妻）、周澧兰（知県周兆熊之女）、陶庆余（大司马彭公孙希洛之妻）、宋静娟（少司农宋邦绥之女孙）等7人，其余江碧珠、沈纕、尤澹仙、何玉仙、顾琨、王蕙芳等6人不明。在确知家庭背景的16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前述16名“杭州女弟子”中，除了秀才汪绳祖的两个女儿汪妽、汪女中和秀才张静山的女儿张秉彝之外，其余全是出身官僚家庭。这些女弟子未必真有诗才，袁枚看中的也许不过是她们的家庭背景罢了，最典型的莫过杭州知府明保的3个姫妾。虽然“闺中三大弟子”以及苏州过半数的女弟子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袁枚看中的是她们身上真正的才华，而不是家庭附加值。所以，袁枚请人作‘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完全有可能不惜删去了大部分并没有诗才的参会者，添加了他认为有才气的深得“性灵”派衣钵的苏州籍女弟子。袁枚在嘉庆元年（1796年）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时，也是苏州籍女弟子占了绝大多数，被收入《诗选》的杭州籍女弟子只有孙云凤、孙云鹤、王玉如、钱林4人。当然也有例外的，《随园女弟子诗选》由苏州知府汪谷资助出版，出于这个缘故，收录了汪谷的两个姫妾王碧珠和朱意珠的诗，连汪谷自己都觉得不妥当，认为二人“年幼初学操觚，不敢与女公子及诸夫人并列”，袁枚却巧妙地解释说：“当年齐桓、晋文合诸侯时，同盟者岂皆鲁、卫大邦，竟无邾、莒附庸执玉帛而来与会者耶？子何所见之狭也”（注63）。真是巧舌如簧，这正是不愧为“广大教主”袁枚的地方。
　　虽然在伝统中国社会，妇女要得到充分的受教育机会，官绅家庭出身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袁枚也曾宣言“闺秀能诗，毕竟出于大家”。但是，袁枚的杭州女弟子现象却令我想起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福柯曾主张，围绕真理的所有论证都是由倾向权力的意志所驱动的。主张真理的同时，也是在主张权力。所以，知识绝対不会说是“莫不关心”的（不管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日常的意义上，总之，不偏不党是不可能的，莫不关心是不存在的）。対知识的占有、启示、创造，同时也是対权力的占有、启示和创造。话语不是由倾向真理的意志界定的，而是由倾向权力的意志所界定的，话语总是在谋求权力（注64）。
　　第二次湖楼诗会中明保以及3个姫妾的出现，正表现了袁枚在搬出《诗经》等经典来论证女子可以为诗，宣扬闺阁诗派的同时，通过女弟子的男性家族成员，在社会基础薄弱的杭州谋求新的权力，借以强化社会根基。明保的社会身分不仅是杭州知府，袁枚的父母官，而且更是权臣和珅继母的堂弟。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珅就曾造访随园并派人画图带回北京，而其弟和琳则是袁枚的崇拜者。《批本随园诗话》作者曾指出，
　　子才壮年所交者，止尹文端一人。其余如奇丽川、孙补山，则相交皆在六七十岁后，不能
　　十分得力。若福敬斋、和希斋，则更后之后者。不及半年，福、和均死军中。若早十年，
　　子才自有无限好机会也。
　　福敬斋，即福康安，由乾隆皇帝在宫中扶养长大。和希斋，即和琳。在‘风流’话语背后，袁枚和唱和者们交换着各自的权力。那些未必有真才实学的官僚们通过唱和获得了随园交游网络成员的身分，从而获得了文化声誉。而袁枚则在毫无社会基础的客居地获得了穏固的社会地位，没有它，就可能无法成功躲过乾隆三十四年和三十七年的两次被逐风波。他的文坛领袖地位之获得，和他的社会网络中的权力话语也不无关连。対袁枚交游网络中的权力话语，不待袁枚死后，当时士林就已经议论纷纷，与袁枚共称“乾嘉三大家”之一的赵翼，曾戏作控词，対其人品及生活方式极尽讽刺，略云，“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女子，蛾眉都拜门生”（注66）。拠说“乾嘉三大家”中另一人蒋士铨在《临川梦》伝奇中明代著名山人陈继儒（眉公）的出场诗“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支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是以陈继儒来讽刺袁枚，意思是袁枚也和明代盛行的山人一样，表面上退隐山林，实际上借风雅的名义频繁出入官府（注66）。可见当时规讽袁枚的人不少。而袁枚则在《随园诗话》中为自己满嘴公卿的行为（权力话语的话语实践）辩解云：
　　人但知满口公卿者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者为尤俗必也。素其位而行，不忮不求，无
　　适无莫，其斯谓之君子乎？《唐阙史》载，中书舍人路群之高淡，给事中卢宏正之富贵，
　　雪中相过，所服不同，所言不同，而两意相忘，相好特甚。时人两美之。余尝与亚相庄滋
　　圃赴尹文端公小饮，赋七古，有句云：‘赤也端章点也狂，夫子难禁莞尔笑’。（注67）
　　袁枚诗的用典出自《论语?先进第十一》中非常有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用公西华比喻不苟言笑的庄有恭（时任江苏巡抚，后以刑部尚书协弁大学士，故称亚相），用狂放的曾皙比喻自己，用夫子比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意思是，虽然自己不过是一个退职的下级官员，可是堂堂正正地混迹于公卿大夫之间，也没有什么值得可笑的，正像孔子教团的“有教无类”一样。袁枚总是能言出一般人的意表之外，总是能运用対经史典籍的博识和巧舌如簧的机锋巧妙地为自己摆脱困窘的境地，这正是袁枚式的“话语实践”。
　　袁枚在杭州文坛的势力相対江苏而言显得有些薄弱，主要原因当然是地理上的距离所造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性灵派”和当地以厉鹗为首的“浙派”的対立。中国古典诗学自南宋以来，长期存在唐宋诗相争现象。尤其进入清代以来，宋诗派逐渐形成可以与唐诗派分庭抗礼之势。“浙派”是以宗宋为基本特征的，故最初被称为“宋派”，继承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诗学倾向。唐诗派则以苏州沈德潜的“格调派”为代表。袁枚虽然反対将诗学按照国号进行分界，他所提倡的“性灵说”，其风格既与唐诗性分相近，其诗学理论又源出沧浪而不废诚斋，有兼采唐宋的意味。但齐治平先生曾指出：
　　盖随园之时，在朝则有沈德潜之提倡唐音，在野则有厉鹗等之扢扬宋调，故己乃倡为不分
　　朝代畛域之说，以示门庭之广，而遇宗唐者则申宋以难之，遇尊宋者则称唐以折之，左右
　　开弓，亦争胜之一术也。（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