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郊区的那个老的跳伞俱乐部。那时我们国家是最困难的时代，自然灾害加上中国要勒紧裤带偿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务，造成我们老百姓吃饭要有定量的。现在想起来是那么可怕。曾经听母亲讲过，由于营养不良，造成腿和脸浮肿。我父母的经济条件比之别的人要好些，所以他们还有能力不时悄悄地到外面饭馆里吃顿饭，改善一下伙食。我那时太小，没有真正地体验那种生活条件。父亲当时在国家体委工作，从事的又是军事体育项目，所以待遇什么的比地方上要好得多。母亲在大学毕业后，就志愿到了北方农村中学去教书。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着。
　　父亲非常地正派，也可以说是非常地正统，对党对忠贞不二，另外他的事业心也是非常强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对家里的事情关心就少了很多。母亲到了农村中学后，每周才能回来一次。他们俩都是上海人，来到北京工作后，从各个方面都要纠正，特别是生活习惯什么的，南方人爱吃大米，但是在北京大米是要有比例很少的定量的，所以他们要坚持学会吃馒头和面食。另外的问题就是普通话问题，有些个别的音调，总是带着南方的口音，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在家里根本不象别人那样讲家乡话，他们坚持讲普通话。
　　我们家是在宿舍区，一间套房，外面有一个厨房，前面是一片空地。在空地上，我们种些葡萄和向日葵，但是收获却是少得可怜。墙外是农田，那绿油油的麦子，让人感到一种清新的感觉。既然是跳伞俱乐部，当然少不了飞机场和飞机，我父亲是教练，他的弟子们非常喜欢我，经常来看我们。这里的环境是非常好看的，当时看来若大的机场，除了飞机就没有别的什么了，飞机跑道外面是长得一尺多高的蒿草，远处可以看到高高的山脉，在这个空旷的原野里，顿时你会感到自己是那么地渺小。每日训练时，飞机的轰隆发动的声音就震耳欲聋。在办公区，还有一个陆地训练场，有各种各样的训练用的设施和器械。我们也经常到那里去玩的。
　　我们的那个大院太大了。一到晚上，有的地方就非常地黑暗，让人感到非常地害怕。一次，母亲带我到洗澡堂去洗澡，那里非常地安静，没有其他的人在里面。突然，不知道哪里发出了敲击管子的声音，也可能是在修理什么，但是非常地渗人。母亲大声喊是谁，但是没有人回答，还是不停地敲打。从那时候起，我好像懂得了什么是害怕二字。那种心理作用，后来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和心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梦：我们赶紧穿好衣服，走出来，但是我找不到了母亲，所以我就走啊走啊，但是就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黑洞天体，自己边走边旋转着，总是解脱不了了。这就是人产生的恐惧感。
　　父母由于太忙，就把我和弟弟托给一个老奶奶，她来到我家里，看护我们俩。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的就是大家都对弟弟倍加关心，爱护他，说他的嘴甜，说话招人喜欢。弟弟在不到一岁的时候，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父母为此花了太多的精力，到处求医，扎针灸，总算使他能够自理，但是造成终生的残疾。弟弟也是非常地坚强，对扎针灸和打针什么的，从来不哭。也许就是这样，大家才格外地照顾他，关心他。有一次，我对奶奶讲，我要喝水，奶奶竟然鬼使神差地将一个杯子递给我，我一喝，都是弟弟的尿，奶奶在那里笑，我却哭了。父亲总是见不得我哭，上来就说我和打我，逼着我不让我哭，我当时的委屈只有自己咽到肚里。由于父亲的严厉，所以我从小就害怕父亲，不敢同他多说一句话，事事要小心谨慎，更加谈不上同他开句玩笑和亲热一番了。
　　奶奶要改嫁到镇上去。我们就没有人管了，无奈之余，父母将我和弟弟送到了幼儿园。弟弟由于身体的原因，还真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勉强进去的，但是我们不在一起。父母将弟弟安排好后，就送我到了大班。那年我已经五岁了。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哭闹着不想留下来。父亲生气了，说了我一遍又一遍。母亲灵机一动，给了我一个五分的硬币，才使我止住哭闹。他们头也没有回就走了。
　　幼儿园的生活是那么快乐。尽管外面是文化大革命烽火燃起之时，但我们还是那么天真无邪。特别是在夜里，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大喊声，甚至听到双方动武的枪声。我想父母此时此刻也是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们是党员，肯定要带头冲锋在前的。但是有一次，我到批斗现场，看到我的父亲脖子上也挂着牌子，站在台子上。我不是非常理解，但是我相信我父亲不是坏人，他从小就出身贫寒，对党对是没有任何二心的。可是批斗会后，父亲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之中，那怕是夜里来了的最新指示，他都要立即爬起来，冲到外面，组织游行。
　　还是我们的幼儿园是一片净土，终日与世无争，到处充满孩子们的纯朴笑声。老师带着我们搭具木，一起唱歌，还经常排着队到外面去玩。在幼儿园附近，有一片草地，远处的山坡上座落着一座古老的塔。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那么的高大，那么高不可攀。听老师讲，从那上面还跳下过人给摔死了。每次我们走到那里时，我都在想这个可怕的事情和摔死的人。塔的下面，是一个火车隧道，经常有火车吐着白烟拖着长长的尾巴飞驰而过。我不知道它开向哪里，但是我觉得自己看到了火车就非常地开心。
　　父母由于太忙，就把我和弟弟托给一个老奶奶，她来到我家里，看护我们俩。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的就是大家都对弟弟倍加关心，爱护他，说他的嘴甜，说话招人喜欢。弟弟在不到一岁的时候，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父母为此花了太多的精力，到处求医，扎针灸，总算使他能够自理，但是造成终生的残疾。弟弟也是非常地坚强，对扎针灸和打针什么的，从来不哭。也许就是这样，大家才格外地照顾他，关心他。有一次，我对奶奶讲，我要喝水，奶奶竟然鬼使神差地将一个杯子递给我，我一喝，都是弟弟的尿，奶奶在那里笑，我却哭了。父亲总是见不得我哭，上来就说我和打我，逼着我不让我哭，我当时的委屈只有自己咽到肚里。由于父亲的严厉，所以我从小就害怕父亲，不敢同他多说一句话，事事要小心谨慎，更加谈不上同他开句玩笑和亲热一番了。
　　奶奶要改嫁到镇上去。我们就没有人管了，无奈之余，父母将我和弟弟送到了幼儿园。弟弟由于身体的原因，还真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勉强进去的，但是我们不在一起。父母将弟弟安排好后，就送我到了大班。那年我已经五岁了。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哭闹着不想留下来。父亲生气了，说了我一遍又一遍。母亲灵机一动，给了我一个五分的硬币，才使我止住哭闹。他们头也没有回就走了。
　　幼儿园的生活是那么快乐。尽管外面是文化大革命烽火燃起之时，但我们还是那么天真无邪。特别是在夜里，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大喊声，甚至听到双方动武的枪声。我想父母此时此刻也是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他们是党员，肯定要带头冲锋在前的。但是有一次，我到批斗现场，看到我的父亲脖子上也挂着牌子，站在台子上。我不是非常理解，但是我相信我父亲不是坏人，他从小就出身贫寒，对党对是没有任何二心的。可是批斗会后，父亲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之中，那怕是夜里来了的最新指示，他都要立即爬起来，冲到外面，组织游行。
　　还是我们的幼儿园是一片净土，终日与世无争，到处充满孩子们的纯朴笑声。老师带着我们搭具木，一起唱歌，还经常排着队到外面去玩。在幼儿园附近，有一片草地，远处的山坡上座落着一座古老的塔。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那么的高大，那么高不可攀。听老师讲，从那上面还跳下过人给摔死了。每次我们走到那里时，我都在想这个可怕的事情和摔死的人。塔的下面，是一个火车隧道，经常有火车吐着白烟拖着长长的尾巴飞驰而过。我不知道它开向哪里，但是我觉得自己看到了火车就非常地开心。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懂得了性，也就是浅意识里的男和女是有区别的，也有了一种冲动，想了解女孩子。虽然现在想起来是很难启口的，但剖析自己时也就不算什么了。一天，小楠和小妞趁老师不在的时候，在宿舍里跑来跑去。我觉得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跑到我的床前，两个人好象在打什么赌的似的，一齐脱下了短裤，小楠让我摸他的小鸡和屁股，小妞也学他的样子，让我摸。我知道女孩子同我是有区别的。隧后，他们又干脆脱掉裤子，拍着屁股在屋里跑。我那时对小妞没有什么好感，反而吸引我的是小芳。一天夜里，老师走后，我就是睡不着，突然我悄悄地下床，走到小芳的床前。正值入夏，所以大家穿得都非常少，我偷偷地摸了她的那个地方，就赶紧跑了回来，害怕她醒来，我的罪过就大了。现在小芳在哪里，长得什么样，我已没有一点的消息和印象。既便在街上迎面而来，我们可能都没有一点儿的记忆，但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对性萌动的小孩子的行为，我觉得是不能够原谅的。
　　第二年，我就离开了幼儿园。不是为了别的，是我自己要上学了。那天，父亲骑车带着我和弟弟回来，在路上，父亲告诉我，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妹妹。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但是心里也是非常想看一看的。
　　回到家里，我看着母亲在喂着一个婴儿，桌上放着母亲由于胀而挤出来的奶。
　　母亲叫我：“晓升，你把奶给喝了吧。”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可是我觉得我根本咽不下去。人奶是这么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赶紧跑出去了。
　　不用去幼儿园了，我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写字。父亲对我的文化抓得非常地紧。我开始学会写“万岁”、“中国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整齐地写在“田字”格本上。父亲非常地高兴。
　　我上学了。第一天，我就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背着简单的书包，手里拿着小板凳，没有大人的护送。我们的小学是在离俱乐部不远的农村里，几间高大的平方就作为了我们的课堂，教室里没有桌椅，我们都是用自带的小板凳坐在那里，脚下就是松软的土地，房屋顶上有许多的蜘蛛网，课堂的前面是一块不大的黑板。老师走进来，开始了我上学的第一堂课。
　　“中国。”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她写的大字。
　　我们齐声跟着大声地念。
　　“同学们，可以在地上写这两个字。”老师又说。
　　我们开始在自己面前的地上画着。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上了半年，才转到有桌椅板凳的正规的教室里，这里才是真正的教室。这个时候，由于我的出色表现，我被老师指定为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