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声看连环画看得不安,翻了几页便扔下了。大好的晴天,闲着无事,寻找消遣,这对他来说要算荒唐了。山里人象水碾坊里的石磙子,一年转到头,已成积习。他想起,手无缚鸡之力的杨瑶月在勉强干着她不能胜任的粗笨活,怎能视而不见呢!尽管是在这里做客,可山里人是把帮助主人家干活当做礼物带来的。
他去了,没有告诉周芳龄,因怕她阻拦。
那把刷子到了曲振声手上,变得又轻巧又灵活,好用多了。他刷一个小时比杨瑶月一天的效率还高。
就要完工的时候,柳艳芝从外面回来。
“累了你们,喝了茶吗?”这是一句冷冷的客气话,脸上没有笑容。
“不用不用,就完了。”杨瑶月说。
柳艳芝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想请他们喝茶。她并非吝啬那点开水和茶叶,而是觉得没有必要。愿意帮她做事的人多得很,有时还要消息灵通、手脚麻利才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她不但不感激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人很讨厌。互相心里都明白,帮她做事是因为有求于她。所以,柳艳芝不需要感谢杨瑶月,而应是杨瑶月感谢柳艳芝给了她一个献殷勤的机会。
柳艳芝忙着淘米做饭,随便与杨瑶月搭讪几句。
“这位小师傅是哪里的?我怎么没有见过面?”
“他就是我们下放九龙山的时候,离得最近的邻居。我们两家人相处两年,关系一直很好。这小伙子和他妈妈对我们教育很大。”杨瑶月故意多说了两句,并且生硬地用上“教育”二字,意在使柳艳芝相信,她和女儿周芳龄确实在九龙山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允许周芳龄留城。
柳艳芝装作听不明白,不发表评论。曲振声觉得这个女人冷淡得不可思议,要是在乡下,会被人认为“死不贤,烂不贤”,臭名扬千里。可她为什么竞能得到杨瑶月的敬重?
“她是做什么的?”曲振声小声地问杨瑶月。
“居委会的主任。”杨瑶月说。
“官很大吗?”
“不大,可手上有权,我们小龄的留城证和招工问题都得请她高抬贵手。”
曲振声明白了,心里在嘀咕:原来城里人也有这样下作哟!为了求人给点好处,竟能厚着脸皮献殷勤。这在山民们当中倒是不普遍的,谁这样做就会招来旁人的鄙视。他有点后悔不该来帮这个忙,但一想到周芳龄,也就无怨了。刷完墙,又清扫地面。柳艳芝走进来验收,杨瑶月趁机与她攀上话。
“柳主任,您看还刷得可以吗?”
“晤,可以。”
“幸亏有这小伙子来帮忙,不然,难有这个水平。”
“晤。”
“等墙上千了以后,我们再来帮您把屋里的东西摆好。”
“你不要来了。”柳艳芝皱着眉头,有点厌烦地说,“我们自己有人手,又不是寄生虫。”
她的态度使杨瑶月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敢怒不敢言。就连曲振声也来火了,恨不得把刚刷的石灰刮掉。
柳艳芝却并不曾意识到自己过份了,她早已习惯于用这种态度对人。动荡时期以前,她不是这样,那时提倡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她很能从自己做起。她处事公道,待人和蔼,是个不错的街道干部。当然也有得罪人的时候,不过得罪的都是那些阶级斗争的对象及其家属。”文化革命”一来,她吃了苦头,扒手小偷都举旗造反,给她以狠狠的报复。他们宣布她是反派修正主义分子,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是区里某某干部的野老婆。所有这些罪名都不需要有确实的根据,扣到头上就是了。于是,残酷的武斗加到了柳艳芝身上,她跪过搓衣板,挨过鞭子、棒子和拳头。打断了两根肋骨,揍聋了一只耳朵。腰上也留下重伤,躺了半年才起床。直到如今,天一变就全身酸痛,那深深的仇恨使她无法遗忘。她恨那些与她有仇寻报复的人,更恨那些平索无冤无仇,斗争会上使劲跳高,助纣为虐的人。从那段苦难经历中她算是把人看透了,笑脸和美言都是靠不住的。似乎人世间除了利用和报复便没有再高的目标了。得意时不要当傻瓜,省得失意时后悔自己为“太善。她再也不相信学雷锋会有什么好处,急风暴雨似的群众运动一来,温文尔雅建立起来的一切全然没有用了。她信奉了单一的彻底的斗争哲学,把善良看成愚蠢,把谦恭和忍让看成懦弱无能。又见那许多从“文化革命”中发迹的人们都很懂得为自己谋取利益,只要口号不喊错,干什么都是无妨的。于是,她也懂得了怎样当居委会主任,同她自己的过去永别了。
现在的居委会主任,权利比从前大得多,管天管地,还管人家的饭碗。哪家有个待业青年,给不给饭吃由她定。她的家里一天到晚不离人,这个求情,那个讨好,杨杨嗦嗦,没完没了。再好的脾气也会厌烦的,何况她的脾气早已不好了。她说话专捡简单的,难听的,不怕人心里不舒服。这回不舒服,下回不来了,她正好图得一个安宁。偏偏人都生得贱,讨了没趣也不走,脸皮都是涂了漆的。
杨瑶月的脸皮也涂了漆,一面刷墙,一面往自己脸上涂漆。可惜她涂得太薄了,柳艳芝一句话,就说得她满脸通红,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她想起十年前,柳艳芝见了她,口口声声“杨老师”。她教过她的文化。那时,这位居委会主任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世事沧桑,人情冷暖,十年过去,变成了这样。她不堪受这窝囊气,为了自重,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
出了门,又悔恨不已。当初为什么低三下四来帮她刷墙?事情做完了,又不告而别,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她真想当街哭一场,发誓永远不求人。
奠谓曲振声不聪明,他把这一切都看明白了,为了周芳龄,为了替杨瑶月鸣不平,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勇气,要折回头去找柳艳芝说一句话。
回到门口,他又胆怯了,自知不是干这种事情的人。他犹犹豫豫,痛恨自己胆小,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似想把自己砸扁。正好柳艳芝开门出来,手上提着一个酱油瓶,抬头一见曲振声那失常的样子,吓得往后一缩,不小心把酱油瓶滑落在地下,摔碎了。意外的变故使曲振声麻起了胆子,大跨两步闯进门去,指着柳艳芝,脸暴青筋地说:
“哎,看不起我们九龙山的贫下中农?”
“这……这话从哪里说起?”柳艳芝且说且退。
“周芳龄在我们那里下放两年,为什么不作数?”
“谁讲不作数?作数,作数。”柳艳芝吓得脸发白,想起了九年前的皮肉之苦。
“你发不发那个……那个证?”
“发,发呀,不过……哎,同志,你坐,请……”她哆哆嗦嗦地顺手拖了一条沾满石灰浆的凳子摆在屋中间,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凳子是不能坐的。
曲振声无话,只是眼睛冒火,象吞得下一个活人。
“请你们,请你们……”柳艳芝勉强扮着笑脸说,“你们那里的贫下中农,哦,党组织,写一个证明来,就发留城证。”
曲振声的猛劲已经过去了,自知不能在此久留,一转身,出了屋,登登登地走了。
杨瑶月还在原地等他,见他满脸通红地走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不说。
家里已摆好了酒菜,人一到便宣布开餐。曲振声象木头一样,不知是怎样坐下的,又不知吃了些什么菜。心里只是在想: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快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