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观涛谈话之后，戴笠思前想后，“暂时引退，出国考察”的想法才逐渐坚定下来。所以临离开北平之前，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主持了最后一个总理纪念周，把在北平的几百个军统成员几乎都集中到了会场。会上，戴笠虽未明言自己将“引退”，但话语中无不在勉励部属要保持团体的作风。
　　临离开北平的前一个晚上，他同在北平任军调部和谈代表的郑介民谈话，除跟郑介民商讨东北方面的问题外，还特意把军统局各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做了详细的交代。
　　郑介民一向是不愿管军统具体事务的人，他一听便连连摆手道：“我不要同你谈这些！”
　　“不行，你应当弄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以后，我们团体的全部工作要你担负，怎么能不弄清楚这些呢！”戴笠坚决地说道。
　　郑介民似乎不太相信地望着他说：“你就是真出国，我也未必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还是不谈好。”
　　戴笠也不管他听不听，还是一个劲地说：“我们的全部财产除了还债，还可以余下很多。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们抗敌死难同志遗眷的生活问题想办法。现在一切都弄好啦。就是国家不替我们负责，我们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解决我们遗眷的生活问题了，希望你留意这事……”他说话时的语气，就像是个临终之人在交代后事。
　　郑介民见状，非常奇怪，不明白戴笠这天的举动和言谈为什么如此反常。
　　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了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第二天，戴笠离开北平前往天津之前，又召集了一次军统北平区工作干部会议。
　　戴笠早年的同窗好友王蒲臣，刚接任军统华北总督察的职务，这位从30年代就开始追随戴笠的少年学友，一直受到戴笠的提拔和关注。但在抗战期间，他分别在华北和西北两地工作，很少与戴笠见面，此次北平相见后，总想多接近一下戴笠。所以散会后，王蒲臣要率部随同前往机场，为戴笠送行。戴笠坚持不让。
　　若在以往，王蒲臣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可这一次，他却十分固执，非要为戴笠送行不可。戴笠见命令也无效，只好同意他们同往机场。
　　临上飞机握别时，戴笠紧握着王蒲臣的手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我送行了，下不为例！”
　　王蒲臣也莫名其妙地连连应道：“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真的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戴笠，也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仍然是军统北平站负责人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
　　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调来北平工作的。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乎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
　　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钳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劣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以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从天津飞往青岛，在青岛主要是会见柯克，与其商讨关于邀请美国驻青岛军舰协助老蒋往东北运送军队、给养之事。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2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军统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
　　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及交出的九龙宝剑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17日上午戴笠及其随从到达青岛沧口机场，准备登机飞往宁沪。此时烟雨漾漾，送行的人都劝戴笠改日再走，但他却坚决地说：“我已报告校长，18日一定赶回重庆。所以我今天必须赶到南京或上海。”
　　当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戴，“上海气候恶劣，南京天气还好”时，他便考虑万一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往南京，先去见何应钦谈公事，然后再去上海与胡蝶相会。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
　　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本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先进，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
　　为此，戴笠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
　　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人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土珍等人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
　　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深人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
　　当戴笠决定于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行安全。
　　特务们和刘玉珠很熟悉，近来又得了她不一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装礼品的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