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已是军统局执掌实权的副局长了。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他在湖南临澧举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后来感觉到一个班太少，便分别在甘肃兰州、福建建瓯、四川重庆、贵州息烽等地又办了几个班。特训班对外的统一名称叫“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学制一年，毕业后发警官证书。这些班的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为军统的基本力量。
　　1938年底，戴笠乘飞机到兰州，参加兰州特训班的开学典礼。特训班在西北开学，“西北王”、戴笠的好友胡宗南当然也是要来参加的。戴笠在特训班作完“精神讲话”之后，就同胡宗南一起，离开了兰州铁桥头西北的特训班，到了胡宗南在兰州的住处。
　　胡、戴二人，每次见面都必定要密谈一番，这次也不例外。在彻夜长谈中，戴笠道出了自己长时间以来的一块心病。
　　戴说：“看阵式，日本人要从北边往南边压过去，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要进一步作些准备才行。不瞒老兄，军统局在南边，是有了一个好的局面，但在北边，还没有打开局面。在华北，在你这西北，局面很复杂，这共产党，这日本人，这杂牌地方部队，总起来是三祸为患啦。长此下去，弄不好是要倒霉的。我头痛的事，也大概是你感头痛的事；你我头痛的事，也是老头子头痛的事。我们得一起想想办法才好啊。”
　　胡宗南半是不以为然半是宽慰道：“特训班不是已经办起来了吗，待他们毕业后都撒到北边，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另外，你再从南边选一批精干的人，包括重庆、息烽特训班的青年人，派到我这里来，至于工作问题，由我给他们安排。”
　　戴笠仍皱着眉头：“特训班的人，还没有成气候。从南边派一批人来，有老兄在，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南边的人到北边来，人地生疏，一下子也适应不了。老兄若能帮我在北方物色一些靠得住的人，事情才能弄出个头绪，你手下若有忠心可靠又能打开局面的人，一定要给我推荐推荐罗。”
　　“那当然，那当然。”突然，胡宗南一拍大腿道，“你还别说，我倒记起一个来，那可真是一个人才呀，西北军的，去年投了我，经过一年考察，很靠得住。如果你想见他，我马上发电，两三天之内就可到。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面，见面时你不要皱眉头，这个人长得尖嘴猴腮的，但他肚子里有货，脑子特别灵活，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奇才。”
　　胡宗南相信的人，戴笠当然也相信。反之，戴看中的人，到胡的手下也同样吃香。因此，胡、戴两人早就互相交流干部了，彼此甚至还把自己一时认为拿不准的人，送到对方手下去进行考验。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一个说法，叫“胡戴不分家”。
　　这次胡向戴极力推荐的人，名叫马汉三。此人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陕北工作组组长。
　　胡、戴谈话后的第四天，戴笠接见了马汉三。见面之初，戴对马汉三的第一印象确实不好。在戴笠看来，马的眸子不正，脑后必有反骨。但马汉三的精干与灵敏，又给戴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马汉三所知面极宽，记忆力惊人，对戴笠所提的种种问题，对答如流。西北的情况，华北的情况；内蒙的情况，外蒙的情况；日本人的情况，苏联人的情况；共产党的情况，地方军的情况，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甚至还有好多内部情况，连戴笠都还是第一次听到。谈完话，戴笠也不得不叹服。
　　当即，戴笠介绍马汉三到兰州大特务赵龙文那里办理了加入军统的手续。仅用三天的时间，马汉三就写出一份详细的西北政情材料。戴笠看后，如获至宝，当即就任命他为军统局陕坝工作组组长。
　　马汉三到陕坝就职，戴笠与胡宗南一道回了西安。
　　在西安，胡、戴又作了几次长谈。两人逐一谈到了华北、西北的几股较大的地方势力。在戴笠看来，其中最让人不放心的要数孙殿英了。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莫测。现在各路人马纷纷南撤，留在黄河的，又都往太行山上挤。戴笠估计，孙殿英的新五军，最终也将在太行山立足。
　　戴笠分析了形势后说：“日本人控制了河北、山东之后，黄河以北就只剩下太行山这块唯一能支撑的根据地了，这也是我们国军唯一能说得起话的地方。而太行山地区，虽然有你手下的范汉杰二十七军，但共产党在那里的部队也不少，再加上孙殿英、庞炳勋等的地方部队，局势十分的复杂。日本人呢，也将把这块地方视为眼中钉，迟早是要打它主意的。在太行山这块棋盘上，孙殿英这颗棋子的分量很重，我们还要多做些工作。逼他太急，他有可能倒向八路军；放他自流，他又可能同日本人合污。不管他倒向哪一边，对我们来说，都将是十分不利的。”
　　胡宗南开玩笑地说：“孙殿英是你的拜把兄弟，你给他打个招呼，不就没事了吗。你要他割下脑袋，他决不会割下耳朵的。”
　　戴笠摇摇头，叹了口气：“孙老殿，靠不住啊。”
　　两人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决定，还是戴笠到林县去一趟，会会殿英，再做做工作。商量好之后，戴笠就给在石家庄的军统大特务徐静远、张振武发报，让他们按时赶到林县，与他会合。
　　1939年元月，戴笠到达林县。孙殿英率部将出营几十里迎接。戴笠在孙部的几天，又是检阅，又是训话，又是视察，又是参观庙会道的仪式，忙得不亦乐乎。
　　其间，戴笠将徐静远、张振武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划归孙殿英指挥，说是增加新五军的力量。爆破队有一千来号人，武器精良，配备有直通武汉、重庆的电台。孙殿英心里清楚，这是戴笠老弟给他安上的一个拔不掉、甩不脱的钉子，是专门用来监视他的。
　　孙殿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是跳不过蒋介石的手掌心了，便兑现前诺，规规矩矩地捧出了那柄乾隆九龙剑，当面交给戴笠，请戴带回转交蒋委员长。
　　乾隆龙泉剑也称龙泉剑——春秋战国以来的赫赫宝剑，冠绝华夏。
　　《越绝书》中有“楚王见剑”的记载：楚王命令风胡子到越地去，寻找欧冶子，叫他制造宝剑。于是欧冶子走遍江南名山大川，寻觅能够出铁英、寒泉和亮石的地方，只有这三样东西都具备了，才能铸制出利剑来。最后他来到了龙泉的秦溪山旁，发现在两棵千年松树下面有七口井，排列如北斗，明净如琉璃，冷澈入骨髓，实乃上等寒泉，就凿池储水，即成剑池。欧冶子又在茨山下采得铁英，拿来炼铁铸剑，就以这池里的水淬水，铸成剑坯，可是没有好的亮石可以磨剑，欧冶子又爬山越水，千寻万觅，终于在秦溪山附近一个山岙里，找到亮石坑。发觉坑里有丝丝寒气，阴森逼人，知道其中必有异物。于是焚香沐浴，素斋三日，然后跳入坑洞，取出来一块坚利的亮石，用这儿水慢慢磨制宝剑。
　　经两年之久，终于铸剑三把：第一把叫做“龙渊”，第二把叫“泰阿”，第三把叫“工布”。这些宝剑弯转起来，围在腰间，简直似腰带一般，若乎一松，剑身即弹开，笔挺笔直。若向上空抛一方手帕，从宝剑锋口徐徐落下，手帕即分为二。斩铜剁铁，就似削泥去土，之如此，皆因取此铁英炼铁铸剑，取这池水淬火，取这山石磨剑之故。
　　楚王见剑大喜，乃赐此宝地“剑池湖”，唐乾元二年此地置县就以第一把宝剑为县名，叫““龙渊县”，因避唐高祖名讳“渊”字，改叫“龙泉”，一直叫到今天。为了纪念龙泉宝剑鼻祖欧冶子。
　　戴笠接过此剑一看，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
　　孙殿英对戴笠附耳道：“我曾暗中请人考证，这把剑是清乾隆28年时，由新疆使者来京入朝，献给乾隆皇帝的宝物，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到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
　　说罢，孙殿英又挤挤鼠眼，鬼头鬼脑地小声说道：“此剑是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珍贵的宝物。”
　　戴笠得剑后，不免心花怒放，笑逐颜开，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有此宝剑献蒋委员长，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