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三在军统内，不是黄埔出身，属非嫡系分子，爬得如此之快，许多人都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这当然也引起了一些黄埔干将的眼红，他们在一起闲谈时，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人，哪怕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黄埔系的，重用当然是应该的，这马汉三，一个杂牌小卒，五官不正，两眼斜视，其心术也当不正，不知是何道理，一入军统竟被戴老板视为奇货。
　　对此，戴笠曾对知己解释过：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几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员，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马汉三为军统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被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
　　马汉三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军统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在戴笠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蒋介石经批准，派军统的另一个要员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均为马提供），也莫不感到诧异。
　　以上当然也是重用马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戴笠没有说，他也不会说。
　　马汉三长期在内蒙及晋察一带活动，与蒙古族上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1941年他当了军统五原办事处的处长后，更是加深了同德王等王公贵族的联络。德王一直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与日本人打得火热，一方面又经常向蒋介石暗送秋波。为了使通向蒋的线不断，德王也把马汉三抓得很紧，关系十分密切。
　　日本人在占领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后，仍按他们的既定方针，采取了“化整为零、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席是云王（即云端旺楚克），副主席是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而实际负责的是德王。云王年老多病，寓居达尔罕，没有到任视事。后云王死，德王正式继任主席。
　　后来，日本人认为已在蒙疆一带站稳了脚跟，便调整方针，又采取了“并零为整，统一治理”的政策，把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伪政权合在一起，在张家口搞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晋北”的夏恭，“察南”的于品卿任伪自治政府副主席。
　　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办公，张家口自然成了蒙疆、晋察的军事政治中心。马汉三的活动重点也移到了张家口，他在那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马汉三化名“龙文”，在张家口开了一家绸缎庄，该庄实际上是蒙疆地区军统的联络站兼指挥中心。那柄乾隆九龙剑，就放在该庄的高级保险柜内。
　　这期间，马汉三曾用暗语向戴老板去电，提出交剑的事，戴笠装聋作哑，没有明确表态。后马汉三到重庆开会，直接找戴老板密谈过交剑的事，戴只是说，先放你那儿吧，但一定要保存好，不得再有半点闪失。马汉三很是着急，但他慢慢地一揣摩，似乎又有点明白了：戴老板是否也有自己吞剑之意呢？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不久，德王与日本人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磨擦。这时候，德王才真正体味到了屈膝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苦辣滋味，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如果长期与日本人磨擦下去，自己的前景也不妙，弄不好还会掉了脑袋。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到哪里去呢？只有到蒋介石那里去。想好之后，德王便把马汉三找来，说了自己准备脱离日本人、投靠蒋介石的打算，并请马汉三帮助策划，确定出走的路线和时间。
　　马汉三当即把德王的打算电告了戴笠，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后，回电同意德王秘密南下，并指示要认真计划，见机行事。马汉三经过反复考虑，为德王设计了两套方案：第一方案是从德王的老家苏尼特出境，绕道外蒙，经南疆，再回重庆。第二方案是偷越归绥，取道包头，过黄河，到达西北后由国民党的部队接应去重庆。第一方案有个过境问题，需要外蒙等国的配合，比较麻烦；第二方案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简单易行。经过反复商量，定下了第二方案，并征得戴笠同意，取名为“蓝旗计划”。
　　“蓝旗计划”是绝对保密的，马汉三与德王的每次会面，也都是在华北医院内秘密进行的，无外人知晓。德王就某些细节问题，与重庆方面进行过密电联系，但也只有马汉三知道。重庆方面来的密电，均由德王自己直收直译，连兼任他机要秘书的儿子固尔苏龙，也不让插手。秘密电台的呼号与密码，全在德王的手中。
　　在平时的交往中，德王察知巴彦塔拉盟的盟长补英达赖也有南逃之意，所以这次准备带上他一道走。但此事德王跟补英达赖单独吹过风，详细情况补也不知道。补是德王绝对信任的人，因为补是德王的亲姨父，德王年少时，许多内政外交活动都是由补帮助策划的。补曾任伪蒙古军司令部的秘书处处长、伪蒙古军政府办公厅主任、伪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一直辅助德王理政治军。在伪政府成立后划分盟、旗时，德王东拼西凑，硬是搞了个巴彦塔拉盟，让补当了盟长。
　　在临近行动的时候，德王通知补英达赖派人到张家口接洽，补遂派十分精干可靠的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私人秘书梁芝祥及萧兆庚、吴君玉、刘长荣等5人到张家口。这5人之中，只有贺、梁二人略知此行的目的。5人到了张家口后，德王只见贺、梁二人一面，具体细节均由马汉三与他们密谈。正当他们在张家口联络时，事情不知怎的暴露了，贺、梁五人突然被日本特务机关抓走，全被杀害。
　　德王大惊失色，日本人杀贺、梁等5人，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于是德王赶紧偃旗息鼓，烧掉了电台的密码呼号及一切南边来的秘密信件，取消南逃的打算。德王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透是哪儿出了岔子。他赶紧派人去找马汉三，马已不知去向，德王更是胆战心惊。但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没有事。他哪知道，日本人早就死死地盯上了他。没有动他，一是从蒙疆的“大局”考虑，这块地上还缺不得这个青皮葫芦；二是想盯住他的周围，抓到更多的异端分子。
　　“蓝旗计划”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德王一直没有弄清楚。多年后德王写回忆录，在写到张家口一节时，也只是提出了这一疑问。当然，德王对马汉三是有怀疑的，但又得不到什么证据。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官大势高，当了“华北王”，德王因跟日本人跑了一阵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也不敢找马汉三细问。后马汉三死后无以对证了。
　　原来问题正出在马汉三的身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家口的伪自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德王因搞蒙古独立的目的没有达到，思想十分不稳定，
　　因此与政府内的一些日本顾问矛盾增多。日本人怀疑德王有变，要么是与蒋介石挂了钩，要么是与共产党有了来往。若真如此，张家口当有军统人员或八路军的潜伏人员活动。鉴此，日本的谍报机关便命令日本陆军参谋部驻华北派遣军的大特务田中隆吉布置侦察。恰在此时，马汉三等人正在张家口张罗“蓝旗计划”，活动频繁，这引起了田中隆吉的注意。但田中的人盯了好长时间，一无所获。
　　田中隆吉是老牌日本特务，自20年代以来，在中国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