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悌其所当悌，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与五者异，其亦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数日，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
或曰：“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之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所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其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其所谓学者非学也。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人莫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戚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取，无所喜，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志顺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者，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特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
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之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而好驰骋弋猎，大而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能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矣。
《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
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
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学以和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尧舜之为善与桀纣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己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乎？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杨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