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
才人之诗，崇论闳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於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於閒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
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
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
故作诗未辨美恶，当先辨是非。有出入经史，上下古今，不可谓之诗者；有寻常数语，了无深意，不可不谓之诗者。会乎此，可与入诗人之域矣。
诗必言律。律也者，非语句承接，义意贯串之谓也。凡体裁之轻重，章法之短长，波澜之广狭，句法之曲直，音节之高下，词藻之浓淡，於此一篇略不相称，便是不谐於律。故有时宁割文雅，收取俚直，欲其相称也。杜子美云：“老支渐于诗律细”。呜乎！难言之矣。
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百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百首而能吟诗者。读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笔，音韵、神致，脱口便是，是谓大药。药之不效，是无诗种，无诗种者不必学诗。药之必效，是谓佛性，凡有觉者皆具佛性，具佛性者即可学诗。
《三百篇》而下，由汉、魏以迄六朝，代有传诗，而余独以唐人为归：“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古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说诗之妙谛也，而未足以尽诗之境。如杜子美“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白乐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韩退之《拘幽操》，孟东野《游子吟》，是非有得於天地万物之理，古圣贤人之心，乌能至此？可知学问理解，非徒无碍於诗，作诗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不足供士大夫之一笑。然正有无理而妙者，如李君虞“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刘梦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李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可知诗之天地，广大含宏，包罗万有，持一论以说诗，皆井蛙之见也。
作诗不能不用故实，眼前情事，有必须古事衬托而始出者。然用事之法最难，或侧见，或反引，或暗用，吸精取液，於本事恰合，令读者一见了然，是为食古而化。若本无用意处，徒取经史字面，铺张满纸，是侏儒自丑其短，而固高冠巍屐，绿衣红裳，其恶状愈可僧也。
“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毋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此司空文明送别之作也。仅二十字，情致绵渺，意韵悠长，令人咀含不尽。似此等诗，熟读数十百篇，又何患不能换骨！
诗中点缀，亦不可少，过於枯寂，未免有妨风韵。然须典切大雅，稍涉浓缛，便尔甜俗可厌。吾最爱周繇《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飞白鸟，官俸请丹砂”。亦何雅切可风也！
点缀与用事，自是两路。用事所关在义意，点缀不过为颜色丰致而设耳。今人不知，遂以点缀为用事，故所得皆浅薄，无大深意。
今日晨起，读元次山《舂陵行》，悲恻者久之。日运下趋，今人不独学问不如古人，性情亦大悬绝。安得如结者百十辈，布满天下耶？
唐人最善於脱胎，变化无迹，读者惟觉其妙，莫测其源。如谢惠连《捣衣》云：“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张文昌《白纻词》则云：“裁缝长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说《寄边衣》云：“愁捻银针信手缝，惆怅无人试宽窄。”非皆本於谢语乎？又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岑嘉州则脱而为“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至家三拜先生，则又从岑诗翻出云：“昨日草枯今日生，羁人又动故乡情。夜来有梦登归路，未到桐庐已及明。”或触影生形，或当机别悟，唐人如此等类，不可枚举。解得此法，《五经》、《廿一史》皆我诗心也。
李遐叔《吊古战场文》：“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陈陶则二十四字化而为十四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可谓犹龙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