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民间，学习生活，创造形象以外，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特别是评书。譬如，说评书说到恋爱，现在我们的作品里，讲到恋爱，已不似《白蛇传》啊、《祝英台》啊、《红楼梦》啊、《西厢记》等等。在我们的新作品里，对恋爱只交代一下就算了，因为我们的婚姻自由了，祝英台式的悲剧已不见了。祝英台的反抗就是对那时代的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激烈斗争。我们的社会，婚姻恋爱都有自由。所以小说里就不多费笔墨了。评书演员说新书，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生动地引用《婚姻法》。我们要是能够交代清楚，我们是怎么自由，我们的《婚姻法》有多么好，群众就喜欢听。说到战争也是如此。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这些个新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毛泽东的战术、战略思想。要不然，我们不会把这些书说好。我们若只说机关枪嗒嗒直响，大炮咚咚直打，而不提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台底下必不满意。谁不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呢？我们说《三国演义》不也得交代诸葛亮的策略吗？我们说革命斗争，说革命战争，必须学习毛主席的着作。不管是说是唱，都要掌握这个。要不然，就不能抓到革命战斗致胜的根儿。抓到这根儿，我们就理直气壮，说吧，没错！
对于修改旧段子，也要掌握政治思想。否则只把旧段子这里改一句、那里改一字，不能解决问题。政治思想明确了，修改的时候才有准则。
我们创作要大胆一些。以往，常有这个毛病：看见《三里湾》，就赶紧写个“四里湾”，我们不应再这样去作。我们希望我们写的每一个段子都有创造性。这次会演，有许多新段子，都有些创造性。但是，以后可能有人照猫画虎，改头换面去复写。要知道，摹仿别人，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民在大跃进中天天创造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摹仿呢？
就是在文字上，也应大胆些。一般的说，鼓词多数是以七字句为基础。我们要大胆一些，因为词句有了变化，就带动了音乐的创造。假如字多了一点，突破常规，伴奏的人就非创造新腔不可。故去的京剧的权威王瑶卿先生就是这样子，他欢迎人家写不合乎常规的戏词，好创造新腔。在语言上，不要那么死板。要考验考验伴奏者。写词的人，若是敢用新的词汇，演员们也不要保守，伴奏者更别保守，怕唱起来不顺口。只要词儿好，我们就应该设法唱出来。在押韵上，也要变化多一些，不要过两句就有个“说端详”。文化提高了的群众，听过两个说端详，就会摇头了。我们写工人创造一个新机器，一开篇就是“我请列位听端详”，似乎就与这桩新人新事不大调谐。在大跃进中，新的东西不久就普遍利用。乡下原无电灯，不久就都有电灯。那么跟电灯有关系的名词就应当放胆来用，不用就落后了。一些名词都在人民口里说出来，而我们还不敢用，我们不是太保守了吗？我甚至想到（我是有点乱说呀）：可不可在恰当的地方，不管西河大鼓，还是别的曲种，把一个群众欢迎的新歌加上去唱呢？当然，这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可也不妨试试看！群众不欢迎就拉倒；同样的，考虑考虑，可否加上一段朗诵、一首新诗呢？乡间普遍地创造新诗、新歌，我们为什么不应朗诵朗诵呢？前些年，京韵大鼓，特别是小姑娘们唱，往往加上一段二黄。我说这不大好。这是抄袭人家的东西。而且那是旧东西。我们这唱新词，加上一首新歌，加上一些新的音乐，加上一些人民刚写出来的诗歌、民诗，就与加二黄不同了。当然了，群众要是不欢迎，咱们下次就不再来。人民若是欢迎呢，好，再加上嘛！我觉得我们应当大胆些。连写词的时候都应当这样写。文化越高，新的东西也就慢慢成为喜闻乐见的了。当初，人民只有大鼓、相声等。现在乡间也有电影、也有新歌曲！这些新的东西，也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了。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别的东西，只得听我的。现在人家有别的东西，假如我们不向前跃进，人家会去看电影，不听我们的了。我们要跟电影等竞赛竞赛！你会唱新歌？我们也会！我还可能教教你咧！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究竟有些被动。我们要往前赶，要扩大阵地！当然，唱着唱着西河大鼓，忽然来一段《茶花女》也许不行！要弄得合适！我小时候，北京的京戏最盛，还没有电影。评剧也还在乡下。所以街上都哼“我本是卧龙岗……”小孩也哼，大人也哼。你看，现在他就不是这样；大家也唱《白毛女》了，也唱新歌了。别认为老师怎么教的，我们怎么唱，就尽到责任了。不行啊！我们应怎么样大胆改革，那就要看群众的风向与气候怎么样了。学新东西不丢人。别说：“哎呀，你看我那些老玩艺要搁下，得去追人家！”现在京戏不也演《白毛女》吗？能说演《白毛女》是丢人吗？不能！这是一种发展嘛！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我们应当把这个看清楚了。的确，我们的先生与前辈是很好。好在哪里呢？大概是他们有些创造。不要老吹师父好，而忘了师父在当时有创造，而且我们不创造就对不起师父。我们要超过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敢创造即不敢吸收新东西，而我们的老一套也就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