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独裁”的方式了：
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又能够组织一国的才智之士来做设计统治的工作：这是他在1933年从海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得来的“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颇有批评在君不应该提倡独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他的《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和《科学化的建设》两篇更值得我们细读。
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两个口号是“统制经济”和“建设”。在君指出“统制经济”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
没有问题，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中国没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给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扬子江流域所烧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给于北方。……南北如此，东西亦复如此。……
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统制棉业而外资的纱厂不能过问，统制航业而外资的船只不就范围，统制煤业而外资的煤矿不受支配，统制的目的如何可以达到？……现在我们的银行大大部分在租界里，可以利用的现金大大部分在外国银行里，……一旦有统制的消息，资本在几分钟之内可以逃的干干净净！
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
他总括起来说：
以上三项，原本是建设新中国的途径，不仅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没有这些条件而妄想施行经济的统制政策，其危险可比“把一个心脏很弱的人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医生，用重量的麻醉剂麻醉过去，再用没有消过毒的刀子把肚子破开看看。这种病人没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这篇文章颇侧重消极的阻止当时各省与中央的各种统制政策。所以当时有人曾说：“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无为政治一条路了！”
《科学化的建设》是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稿，最可以表现他的积极的主张，最可以表现他所谓科学设计的经济建设是什么。他指出：
建设如果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
1929以前，美国国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中六分之一为储蓄，储蓄总数的一半为固定投资。……以美国国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资还不过国民收入总数百分之九。
苏俄的国民收入为一百五十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用于固定投资之款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国人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因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储蓄，储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资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则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说的这第一点是最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这是苏俄的独裁首领所绝不顾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苏俄的奴隶们所绝不顾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余几个要点是：
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
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新设立的机关，……如果不能继续，则过去花的钱都是白费的了。……
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才，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
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近代的建设事业太复杂了，没有相当的研究与设计，不会得侥幸成功的。……民国十八年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开的民生渠，一共费了八十万元，而事前没有测量，许多地方渠身比河身还高，河水流不进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废物。
最后，他指出建设应该包括人才。“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不能判断政策的轻重，不能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先读了上面摘引的几篇文字，然后能够了解在君所主张的“新式的独裁”的意义。他在前引的两篇文字里，最后总归结到“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归结到那些“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能够“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
他在民国十四年初见孙传芳时，曾说他自信能够替国家办一个现代化的军官学校。十年之后，他好像已抛弃那个梦想了，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为国家做一个“科学化的建设”的首领，帮助国家“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他放弃了他最心爱的教学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长的请求，担任起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导全国学术机关的合作，帮助国家设计经营科学化的建设。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也是因为他诚心的相信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篇短文里，曾明白规定“新式的独裁”须具有四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四、独载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他的结论是：
我已经说过，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当时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独立》一三三号），还有一封信责备他。他有长文答复我和别人的责难文字，题为《再论民治与独裁》。我在二十年后重读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说他“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问自己”的两个问题，那是至今天还很动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动，最使我了解这位死友当日的真情绪的是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