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证，历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龙汤、阳旦汤，越婢汤、黄芩汤、白虎汤、大小柴胡汤、三承气汤、麻黄升麻汤，诸条列瘟疫之见证，为汗法、下法、和法、双解法，轻重深浅，纤毫备具。特散见于诸经条中而未尝直指其名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
其书本伤寒立论，而互为区别之书，非专论瘟疫之书，且上古文辞简易，详于辨证，而不详于立名，欲人从证上细辨，则不必于名上区别，而自无混治之失。嗣是而后，河间有《宣明五气论》，则论瘟疫较详，立法更备。如桂苓甘露饮、黄连解毒汤、三已效方、凉膈散、人参石膏汤、双解散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
易老、东垣，大羌活汤、九味羌活汤，立方更备，而亦无专书、无特名。至吴又可先生贯串古今，融以心得，着时行《瘟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矣。顾其书具在，而时贤有未见而不用其法，或虽见其书。
而不能信者，无怪矣！有口诵其书，啧啧称道，而对证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则曰此时证也，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拘伤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证之法耳！愚目击心伤，不揣固陋，而取吴子之原本，或注释，或增订，或删改，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故首增辨气、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诸论于开卷，使阅者一见了然，则吴子之书，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横夭者少，生全者多，诚斯世斯民之幸也！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识于存存书屋乾隆四十八年岁在癸卯夏五月望日孙男嗣琦谨书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医学，所论着《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
凡十数种，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细字，录藏于家。
近书坊中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启购阅之，即先大父存存书屋《广瘟疫论》也。虽易其名，幸未改窜其文，不知何人误刻为歙人郑某之书。在先大父固不争此，而子孙见之，不容不正也。
因出存存书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纠伪传，广先德。因叹《伤寒》一书，注者百家，至程郊倩实为独辟鸿、，后有慈溪柯韵伯《论翼》出，而《伤寒》之书，叹观止矣。瘟疫一证，古无成书，至吴又可，实为独辟鸿、，更有先大父此书出，而瘟疫之书叹观止矣。
事固有更阅数千年而后得所折衷者，此类是也。代生名贤，民何幸欤！
乾隆四十七年岁在壬寅秋七月望后二日孙男祖启谨识
六淫之邪，中人为病，病寒尤甚。盖风者，善行数变，其势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气坚凝。
故其病患也，不假少贷，而为患至速。各家医书，均首列中风、伤寒二门，以示后学。习是业者，咸致力于风寒，以求诸病扩而充之，触类引伸，固无所不概。
若执而守之，亦不免刻舟求剑，而所遗实伙。虽长沙有论，后学注释繁多，究使指归不定，以致湿温、时疫，漏而不讲。迨吴又可《瘟疫论》出，稍使人知疫与伤寒同途异归，不可拘伤寒法而治疫。
然其辨悉，犹不若《广瘟疫论》之提纲挈领，晓畅明白，能使不习医者洞然领略也。予于庚寅，偶得此书，故友王村舟言是书乃金陵前辈麟郊戴公存存书屋之稿本，近为仪征郑氏所刻，发坊未久，板已散失，坊间竟无觅处，予每惜之！庚子迁居北城，得识国子学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为先生之祖，因叩及是书藏本，与予所得者相校雠，一字无讹，虽郑氏前刻，未将存存书屋之来由道出，情似掠美，然非其剖劂流传，则予亦不得睹见，而无由与敬翁先生探其本源也，因怂恿梓行，以继前徽。壬寅冬正在付梓，尚未蒇工，而敬翁先生忽婴疾而逝，今其嗣君踵成是书，嘱予纪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辞，谨叙其事，以纪麟郊公之作美于前，而得其贤嗣继美于后，庶此不刊之书，得以永垂霄、，救济生灵，实可上媲长沙之功，而庇医林后学于不浅矣！
乾隆四十八年岁次昭阳单阏氏皋月会稽沈懋发撰
辨气
风寒气从外收敛入内，病无臭气触人，间有作臭气者，必待数日转阳明腑证之时，亦只作腐气，不作尸气。

瘟疫气从中蒸达于外，病即有臭气触人，轻则盈于床帐；重则蒸然一室，且专作尸气，不作腐气。以人身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瘟疫，败气也，人受之，自脏腑蒸出于肌表，气血、津液逢蒸而败，因败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远近也。
五行原各有臭气：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肾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杂气，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触人不可名状，非鼻观精者，不能辨之。
试察厕间粪气与凶地尸气，自判然矣。
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为瘟疫而非伤寒，则凡于头痛、发热诸表证，不得误用辛温发散；于诸里证，当清、当下者，亦不得迟回瞻顾矣。

辨色
风寒主收敛，敛则急，面色多绷急而光洁；瘟疫主蒸散，散则缓，面色多松缓而垢晦。人受蒸气则津液上溢于面，头目之间多垢滞，或如油腻，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见此色，虽头痛、发热，不宜轻用辛热发散；一见舌黄、烦、渴诸里证，即宜攻下，不可拘于下不厌迟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