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法学何以发生的这样迟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的文法本来很容易，故人不觉得文法学的必要。聪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只消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也不想有文法学的捷径。
第二，中国的教育本限于很少数的人，故无人注意大多数人的不便利，故没有研究文法学的需要。第三，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只有梵文与中文接触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难，与中文文法相去太远，故不成为比较的材料。
其余与中文接触的语言，没有一种不是受中国人的轻视的，故不能发生比较研究的效果。没有比较，故中国人从来不曾发生文法学的观念。
这三个原因之中，第三原因更为重要。
欧洲自古至今，两千多年之中，随时总有几种平等的语言文字互相比较，文法的条例因有比较遂更容易明白。我们的语言文字向来没有比较参证的材料，故虽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那样高深的学问，那样精密的方法，终不能创造文法学。到了马建忠，便不同了。
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做比较参考的材料。他研究“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
（《后序》）看这一段，更可见比较参考的重要了。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
《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
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
国语是古文慢慢的演化出来的；国语的文法是古文的文法慢慢的改革修正出来的。
中国的古文文法虽不很难，但他的里面还有许多很难说明的条例。我且举几个很浅的例罢：
（例一）知我者，其天乎？（《论语》）
（例二）莫我知也夫？（《论语》）
（例三）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墨子非命》中）
（例四）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
（同上）
这两个“我”字都是“知”字的“止词”；这四个“之”字都是“见”字“闻”字的“止词”。但（例二）与（例四）的“我”字与“之”字都必须翻到动词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古文有一条通则：凡否定句里做止词的代名词必须在动词的前面。

这条通则很不容易懂，更不容易记忆，因为这通则规定三个条件：（一）否定句（故例一与例三不适用他）；（二）止词（只有外动词可有止词，故别种动词不适用他）；（三）代名词（故“不知命”、“不知人”、“莫知我艰”等句，虽合上二个条件，而不合第三条件，故仍不适用他）。当从前没有文法学的时候，这种烦难的文法实在很少人懂得。就是那些号称古文大家的，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因为古书上是“莫我知”，古文家也学着说“莫我知”；古书上是“不汝贷”，古文家也学着说“不汝贷”；古书上是“莫之闻，莫之见”，古文家也决不敢改作“莫闻之，莫见之”。
他们过惯了鹦鹉的生活，觉得不学鹦鹉反不成生活了！马建忠说的那“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正是指那些鹦鹉文人这样保存下来的古文文法。但是一般寻常百姓却是不怕得罪古人的。他们觉得“莫我知”，“不汝贷”，“莫之闻，莫之见”一类的文法实在很烦难，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遂改作“没人知道我”，“不饶你”，“没人听过他，也没人见过他”。
这样一改，那种很不容易懂又不容易记的文法都变成很好讲又很好记的文法了。
这样修正改革的结果便成了我们现在的国语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不是我们造得出的，他是几千年演化的结果，他是中国“民族的常识”的表现与结晶。
“结晶”一个名词最有意味。譬如雪花的结晶或松花蛋（即皮蛋）白上的松花结晶：你说他是有意做成的罢，他确是自然变成的，确是没有意识作用的；你说他完全无意识罢，他确又很有规则秩序，绝不是乱七八糟的：雪花的结晶绝不会移作松花的结晶。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法学者全不曾过问。
我们这班老祖宗并不曾有意的改造文法，只有文法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但改变的地方，仔细研究起来，却又是很有理的，的确比那无数古文大家的理性还高明的多！因此，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不能不叫他一声“民族的常识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