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遍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生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若把这种种情景，排列在吾人印象中，同时且记着两人活着时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视，又如像丁玲女士一本销行最好的书《》，当海军学生被捕急于要钱时，某书店用一百六十元购取了她这本将近十万字的创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里，穿了单衫过英美烟公司工人处作谈话，想向某书店弄二十块钱还办不到，刚一被捕则书店中人便借她发了财，且誉之或承认其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这种商人，真使人愀然无话可说。寂寞的生与悲惨的死并不稀奇，商人又有什么可稀奇呢？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过说出来时，在读者间或稍稍以为古怪罢了。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政府的法律、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为毫无见识极其可怜的分子。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因为现在有人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书店中人使她生活下来，当时社会的统治者正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当时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的。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照例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样一件事情的。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原来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机会，当然还是作事！”
商量结果结论也就只这样。但假若一个去外省做事，另一个又怎么办？便成为新的应当好好处置的问题。当时海军学生可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高级中学，一是河南某中学，应去的地方既一时还不能决定，故丁玲如何也难于决定。后来海军学生已决定去济南，地方离上海不远，为了一个人教书方便，一个人写作方便，故两人就暂时分住两地。海军学生独去教书；丁玲女士则留在上海，仍然写她值三块钱千字的小说。萨坡赛路一九六号换了个二房东，仍然贴了招租条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楼。鲁彦从福建来，恰好也住在那里，互相原就认识，故她也并不十分寂寞。
海军学生过济南时，两人原已约定，教书的应认真教书，不许成天写信，作文章的也应好好作文章，不许成天写信，必需半年后教书的赚了一笔钱，写文章的积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见面，再来讨论新的生活方法。这种计划当然极好，因为也只有这种计划，两人方能把生活展开，基础稳固。要作事顺手一点，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军学生抱了满腔希望一脑子计划上火车后，为了实行两人计划，丁玲女士也当真写了些文章。海军学生则一到济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两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会有成绩。但两人似乎还像年青了一点，从上海过济南的信，大约总只说上海如何沉闷、如何无聊；从济南过上海的信，大约也总只说济南如何无朋友可以谈话、事又如何忙、学生又如何好。这样一来，济南的这一个既不能过上海，却已无理由不让上海那一个过济南了。
可是总共不到一百天，两人又从青岛回到上海了。两人一来住在环龙路某三十三号，一见面问他为什么又跑回来，就说济南不是教书的地方，风潮闹得不成样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们，海军学生方独自告我，他们回来简直逃脱的。只说省政府要捉他们两人，为闹风潮还是另外为别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说我也就不详细去问。照我估计则实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东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观，也许因为风潮扩大，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谁比武，记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开吧。”
过几天，我从冯沅君处多明白了些这两人从青岛逃出山东的原委，我当时可糊涂了。两人虽同当时左翼作家中态度极诚实的姚蓬子相识，同另外一个也常见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不会同某方面组织接头的。并且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稀奇的。
我因此另外听到了些关于两人态度转变的说明，这说明当然是荒谬的、极不得体的。因为关于这转变，海军学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谈过了的。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他们不欲明白这问题适不适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蹋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点拘束，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他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