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上海不比济南，既然回来了，在租界上是不会被捉的。两人即或想把文章倾向弄得严肃一些，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处置总还不很费事，两人就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发下去，也许比教书还可以弄出点好成绩来。两人要更强硬一点，把自己搀进广大群众里去经验一份新的生活，做工，不拘向什么工厂做工也算不得什么坏事。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出各种可以使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来办个刊物，不需要什么报酬来作这件事。一切计划自然皆只证明我们依然还是小孩子，但凭了一点单纯的信仰，只想把一个刊物来逼我们努力，在努力中把我们文章写好，却毫不知道写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们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章、我们的理想，也就永远皆无出路。
两人初回来时，光华方面似乎还可从蓬子处接洽，卖些文章给登在《萌芽》杂志上，或将旧稿交给书店印书，但另外方面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文章就已生了问题。过不久，《萌芽》停了，书店又太穷，两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呢？当时的各个编者是不说及的。照我想来则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实了点；二，当时政府已到了不许商人从普罗作品赚钱的时节，因此两人文章便无法出脱了。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商人所支配的各杂志，皆不愿再接收这种作家的作品，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成的文章不能卖出，已成集的文章更无主顾可寻，故两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穷困里去。
两人文章不能多写，性情也仿佛有了些变迁。平时生活虽拮据万分，却有说有笑，精神身体，亦极其健康。从济南回来便沉静了些，不必说一方面自然是过去一切不坚实的感情和观念，皆得在两个人一种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使他们沉默了。
丁玲女士又应当自己来作娘姨厨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烧炉子、煮饭，为了经济，样样事情皆派在头上来了。
但同样是这个人，在北方却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梦珂”，正成为大学生人人耳所熟习的名字。北方朋友来信时，总常常谈到关于她一本书在北方的种种影响，以及各样传说。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却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尽管有多少读者皆需要读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却无从找寻一个发表她新作的杂志。北方她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南方的商人视线却已注意到“小学儿童故事”、“呆女婿”、“三国演义连环画”等等书籍编纂上，不再理会小说，更不愿印有被禁被罚的小说了。
海军学生是时大致已参加了某种活动，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处去总把眉毛凝聚成一条线，把手节骨捏得剥剥地响，且忽然又握紧了拳头，向空挥击。他似乎很容易生气，但所受的气来源却很远。好像这个人的理想有了一种事业把它凝固了，他实际上快乐而且健康，不过表面上看来与过去稍稍不同罢了。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
两人为了一点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学问了，便很努力来阅读新出书籍，且重新预备要习英文日文。见了他们时，问他们：“是什么一种计划，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总只是笑着，把一本日文读本向身后抛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从你知道什么，我会自己跑到徐家汇杨树浦去。”我问她：“你是不是研究妇女劳工问题？”她就说：“这要研究吗？我才不必明白这些！我要学好日本文，看他们好翻译好著作。理论是告给大学生中学生的东西，作品方是真正大众的东西！”我或者问海军学生：“你呢，你难道也……”那海军学生最欢喜在人说话中间说话，我话还不说完他就说：“我不满意目下人做的理论，我不欢喜那种理论。”
我应当说“我并不同你讨论这问题”，但我并不开口。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秋天十月，过了年，他们搬了两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过武昌时，他们一共搬了四次。他们正在逃避什么，只想把家搬到一个无多几人知道的隐僻住处去。他们为什么必需如此不怕麻烦的搬来搬去，我并不曾细究问过，却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从他屡迁住处的情形想来，这海军学生是逐渐将为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谨慎机警如山狐，避开他的敌人的。
每次我到他们那里，海军学生有事必须出门时，那个正蹲在地板上浣洗手巾或做别的事情的丁玲女士，必带着担心又带着关切神气，说着“又要去吗？”“准备好了吗？”“还无结果吗？”海军学生一句话不说走过来吻吻她的额部，或微带庄严如一个作爸爸的神气，拉拉蹲在地板上的一个，便橐橐橐的走下楼梯了。
我到武昌了后，来信问他们生活还有意思没有，海军学生回信常极简单，总是说“过得去”、“忙得很”、“马马虎虎”一类话语，此后就说一点旁的几人所习惯的笑话。丁玲女士来信则只说信由什么转较好，同时问点武昌方面地方情形。从两人信上看来我总觉得两人皆强悍了许多。正譬如两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为、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粗暴了似的。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这两个人灵魂上占了优势，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涤，加以澄清，两人渐渐的变得单纯起来了。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就需要这种单纯，且必需把理想培养到这种单纯里，方能见出眩目的光辉。但这种性格，于海军学生方面，则毫无可疑可以作许多事情，发展他处置事务的长处，若影响于感情繁复的丁玲女士，则丁玲女士是不是还适宜于执笔握管有所写作？当时想来我就觉得十分可疑。因为我觉得海军学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应同丁玲女士取径不同，我就写信去上海告给他们一些意见。海军学生才能与勇气皆适宜于在事业上发展，丁玲女士却很明显可以看出“写作的天分”胜过“办事的材具”。两人若想把自己一点长处用到最适当的方面去，海军学生可以去作实际工作，丁玲女士则似乎只宜于作文化工作。我的意见所得的回答很好，海军学生有信说：“休，你来信说得是，不尽只那一个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正当办法经验，再来从事写作。”我很相信他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事。不过这海军学生，注意那些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东西接近，来从其中弄明白改造他们的方式，假若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先就为他们毁坏了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海军学生很显然的，还是个理性难于驾驭自己感情的人，对革命发展太乐观了些，对历史智识又稍少了些，勇敢处使他可以作出份事业，那是毫无可疑的，不过同时这种勇敢处，也就可以成为疏忽，将他自己带入面前深阱里去。并且我很担心在那份生活里，丁玲的一切是会牺牲在意料中的。我将我的感想告给他们时，丁玲来信就说：“……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作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你来，你就明白我们是很穷困，但是却很快乐的。”
一月里武汉大学放了寒假，我便过上海看他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