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蒙，横渠之实学也。致知本于精思，力行本于守礼；精思故达天而不疑，守礼故知化而有渐。
文王事商，武王伐纣，其心若是班乎?王子曰：“君臣之际要诸义，圣人之心要之安。无所逃而乐天者，安於义者也。起而吊伐以康世者，义之变例也；变则骇於常也，焉得安。由是而安，非人之本心也。
是安与否，文武之所由判也，德之所以至者在是乎!善之所末尽者在是乎!乌得而班诸!”曰：“天与之，人归之，文王於斯时也亦岂得而辞!”曰：“吾不为，天孰与乎?吾不行，人孰归乎?商之子孙千亿，天尽绝之耶!微子、箕子，非圣贤之才耶?殷墟之民，岂尽顽耶？故君之义云尔，斯文王之心也。
是故窃负而逃，三让而遁，扣马谏伐以服事殷者，吾则服其道而敬其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吾则嘉其功而取其志。曰其道一者，吾末之知也。”
温公变熙宁之法何如?曰：”恶其人并疾其法，亦甚矣！介甫固执者也，法岂无可取者乎！顾役以便江南，保甲以省兵费，经义以崇经学，存之以益治可也，因之以明至公亦可也，识不达其几，卒使绍圣以为口实，惜哉!”
欧阳永叔欲自拟韩子，故以韩拟孟子。嗟乎!孔、孟志在天下后世，先自治而治人者也。
退之悠悠戏弄，然乎?谓佛骨表近之，兹谏官之疏尔；谓原道近之，兹文字之偶合尔，可以概之哉?是故论人者，当本之实学；拟人者，当核於素履。
骊姬谮，太子申生知之乎？
曰：“谋久，国人已危之，太子乌乎不知！士蔿、狐突欲其逃矣；裻之偏、玖之缺，示之以不全矣；太子亦曰，蝎谮焉避之，太子恶乎不知！”曰：知之何及於殆?
曰：“夫智之为用也，摄物裁变，酌中成德，虽大难可图也。吾闻之，寡智而专於仁，则不忍为溺爱，不违为阿顺，执义为小廉，守谅为曲信。大患远图则迟贰而不决，太子之谓也，安不及于殆!让以悦亲之心，逃以成亲之慈，远以纾己之危，泰伯之至德也，太子恶足以知之。
遁也、全父子之亲，孰与守死而陷父于灭子之不仁!生而明之，恐伤其心，孰与死而彰其嬖内之恶!君子曰，太子恭也，恭而愚。”
张子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而朱子独不以为然，乃论而非之，今请辩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由是言之，则性与气原是二物，气虽有存亡，而性之在气外者卓然自立，不以
气之聚散而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义礼智，儒者之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故有生则有性可言，无生则性灭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无，缘于气之聚散。若曰超然于形气之外，不以聚散而为有无，即佛氏所谓“四大之外，别有真性”矣，岂非谬幽之论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精神魂魄，气也，人之生也；仁义礼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觉运动，灵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贯之道也，故论性也不可以离气，论气也不得以遗性，此仲尼“相近”“习远”之大旨也。又曰：“气之已散者，既散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吁！此言也，窥测造化之不尽者矣。何以言之？气，游于虚者也；理，生于
气者也。气虽有，仍在两间，不能灭也，故曰“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故曰“神与性皆气所固有。”若曰：“气根于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种子，便能生气？不然，不几于谈虚驾空之论乎？今为之改曰：“气之已散者，既归于太虚之体矣，其氤氲相感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张子所谓“死而不亡者”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无，又何以外于是而他求也哉！
石龙书院者，久庵黄子与其徒讲学之所也，浚川子乃为《学辩》遗之。嗟乎！仲尼之教，万世衡准。自夫异端起而洙泗之道离，世儒凿而《六经》之术晦，天下始嚣嚣然莫知谁何矣。是故有为虚静以养心者，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学之宁静致远在此矣”。有为泛讲以求知者，研究载籍，日从事乎清虚之谈，曰：“学之物格知至在此矣”。浚川子曰：斯人也，空寂寡实，门径偏颇，非禅定则支离，畔于仲尼之轨远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烦扰，学之造端固不可无者，然必有事焉而后可。”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而曰“致”，岂虚静其心性者可以概之哉？夫心固虚灵，而应者必借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而况万事万物，几微变化。不可以常理执乎？彼徒虚静其心者，何以异此？传经讨业，致知固其先务矣，然必体察于事会而后为知之真。《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然谓之“至之”“终之”，亦非泛然讲说可以尽之矣。世有闭户而学操舟之术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艪，何以帆，何以引笮，乃罔不讲而预也；及夫出而试诸山溪之滥，大者风水夺其能，次者滩漩汩其智，其不缘而败者几希。何也？风水之险，必熟其几者，然后能审而应之，虚讲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尔，而况江河
之澎汹，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讲而无实历者，何以异此？或者曰：“即如是，乃无邦国天下之责者，终不可习而能之乎？”浚川子曰：不然。君子不有身与家乎？学能修其道于身，通其治于家，于是乎举而措之，身即人也，家即国也，挈小而施之大，动无不准矣。
何也？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此穷神知化之妙用也。彼徒务虚寂，事讲说，而不能习与性成者，夫安能与于斯！黄子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则夫余之所不以为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诲人矣。乃述此，请揭之院壁，以为蒙引，使后生来学脱其禅定支离之习，乃自石龙书院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