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麻烦就是，”他常说，“我父母在语法方面要求很严，从来不让我们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语言，一旦使用，必须予以纠正。”（他所说的“粗俗”是指随便的或不准确的。）“我们是读最好的书长大的——司各特呀，华盛顿·欧文呀，写了《旁观者》的那个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还有吉朋呀等等；我虽不是一个文人，而且从来没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会忘记我早期接受的训练。我看到孩子们读像吉卜林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的东西时，我恨不得从他们手里扯掉那种劳什子。一文不值的新闻——大多数时髦书都是这些玩艺儿。你会原谅我这种说法，孩子，就连你也太年轻了，不知道英文应该怎样写。”实际上——虽然一开始我发现很难相信——德莱恩曾经肯定是个读书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过宴会后，步行回家，月亮惊魂不定地从“天憩”阁后起身，他对着月亮吟诵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惊。另外，他喜欢这样来描述马球赛中的一次胜利的猛攻：“告诉你，我们像亚述人一样压倒了他们。”拜伦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诗背了下来，一个秋天的晚上，当我们一起站在他乡间别墅的阳台上时，我曾听见他低吟着：”
昏蒙的四景已从眼前消尽，
肃静的寰空之中万籁无声……
尽管我对德莱恩夫人不怀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莱恩的婚姻制止了他对书籍的兴趣。从他极有限的典故和引文来判断，他的阅读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个地质学家那样探测他，发现莉拉的地层下有好几层都没有任何文学兴趣的痕迹。因此，我得出结论，像其他我所认识的人一样，他的脑海只能接受某一个时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声关闭了，就像一个吃饱了的甲壳动物，再来一个潮头永远打不着它；这时我终于发现，人们在某一个时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们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认为德莱恩在十九岁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个时间大概刚好是内战结束，他也恢复了以前从未偏离过的普通生活。这四年显然已经塞满了他身心的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无知觉地度过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运的玩偶那样，从人生经历的顶峰跌入深渊，却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一无所知——由于坚持规定的仪式，或是由于逃跑时带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梳妆盒而丢了王位。
不，海利·德莱恩感受过战争，并为战争所改变；我把他和别的“老兵”相比时我发现他们真有天壤之别；他们，以前我认为是我父亲的食客中最无聊的一些家伙，现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时，每当母亲宣布斯科尔将军或德特兰西少校要来吃饭，我总是找借们躲开；现在，如果我知道要请这些人，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服她也把德莱恩请来。
“可是他年龄小得多——他只喜爱热衷于运动的那一帮人。请他来和老先生们呆在一起，他是不会高兴的，”我母亲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这是由于他妻子的缘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请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请，我们也不必请德莱恩夫人（毫无疑问她会厌烦的），因为我们没有请斯科尔夫人和鲁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为那种老式的“男士宴会”，有烤鸭肉，一罐潘趣酒，我母亲是唯一在场的女士——这样的夜晚我父亲仍然特别喜欢。
我记得，在饭桌上，我是怎样地留心观察斯科尔将军、老德特兰西和德莱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德特兰西少校嘴上总是挂着战争——布尔溪和安德森维尔的轶事呀，林肯、西沃德①和麦克莱伦②的趣闻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后。“如果一个人经过了战争，”无论说到什么，从发表对上星期日布道的观点到赞美烤鸭肉的味道，这一句总是他的开场白，斯科尔将军却不是这样。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晋升到他拥有的那个军阶，他虽然从未提到这个话题，却无言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军阶的权利。他是一个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绅士，长着一头浓密好看的白发，半睁半闭的眼睛在静脉隐现的眼皮间烟焰闪动，还有一副威严笔挺的姿势。他的风度无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语言的程度，过后人们就会说他只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么讨人喜欢，他把这种困难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据说他是鉴别马和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从没骑过马，还传说他在欧文街阴森森的老宅子里给他的稀客递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注：①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国国务卿（1861—1869），美国内战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领袖。
②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1862—1885），美国内战时北方军队的著名将领。
他和德特兰西少校有一个共同特点——老纽约人的极端谨慎。他们带着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视着有可能扰乱他们的习惯、减弱他们的舒适或者强加给他们不习惯的义务（无论是公民的还是社会的）的任何事物，尽管在别的思想过程中他们十分迟缓，然而当一个貌似无害的谈话可能会引导他们“签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温和的尝试，或者请他们拥护不管规模多小的一项新的不熟悉的事业，他们在揣测方面总表现出超凡的机敏。
按其宗旨，绅士们总是尽其可能慷慨地捐钱给慈善组织协会、元老舞会、儿童救济院和他们自己教区的慈善机构。一切不带“政治”色彩的事，奋兴布道会，或者卑鄙小人贿选的企图，甚至一个新近的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个个看上去实在值得怀疑，他们认为这由于某些神职人员的轻率而被人借用了名义，正如德特兰西少校所说：“然而，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有些人会不择手段地引人注意。”于是他们一齐为他们青年时代的已逝的“老纽约”叹息，鲁比尼和珍尼·林德①前来演唱过、萨克雷先生来讲过学的那个排外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纽约，那个拒绝接纳查尔斯·狄更斯、又被他出于报复诽谤和嘲弄过的纽约。
注：①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兰西少校和斯科尔将军内战中从头打到尾，亲身参与过不能言传的恐怖与痛苦，忍受过形形色色的艰难和匾乏，遭受了严寒、酷暑、饥饿、疾病和创伤的磨难；而这一切已经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状，在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后荡然无存一样，使他们极其平凡又无限快活。
除了一点区别，鲁斯科特上校也是这样。尽管按出身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们接纳入伙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战友，另一方面因为他娶了海利的一个亲戚。我现在仍然能想得出鲁斯科特上校：一个机灵英俊的小家伙，这两个特征都极为显著，波浪型的头发很有光泽（要不难道是假发不成？），上好的麻纱衣服上有一股太浓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轻时参加过纽约民兵，曾跟伟大的第七团“出征”；第七团，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对于某些耄耋之年的人来说，他们的大学宴会仍然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样。
鲁斯科特上校长于骑士精神。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蓝军与灰军”，就是营救可爱的南方姑娘，就是关于“星条光荣”的轶事和越过敌军防线送重要急件。对许多人来说乏味而凄凉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们年轻人很开心，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招引他）总是从他的记忆中唤起无数次情景：通过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动，在某颗骄傲的南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又发现了杰克逊游击队的驻地、或者可以涉水过河的地点。
那儿坐着海利·德莱恩，比别的人年轻许多，然而在这种场合好像是他们的长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岁就不再往大长，那么他们现在还裹在褪褓里呢。”然而他仅仅在道德上一个劲儿地长。但在智力上，他们处于同一水平。这时他们开始讨论沃拉克剧院最新上演的戏剧，要不就是母亲试探着提到《罗伯特·埃尔斯米尔》的作者①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会上，只要女主人在场，她就该让谈话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莱恩的话并不比他的邻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几乎肯定没读过这本小说。
注：①即玛丽·奥古斯塔·沃德（汉弗莱·沃德夫人，1851—1920）。
每当谈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有关俱乐部管理啦，慈善事业啦，或者“绅士”与社区的关系啦，他才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儿一边听，一边抚弄着我姐姐的大斯凯犭更狗（这条狗无视一切规矩，竟然在吃甜食时跳上了他的膝头），他那忧郁的脸上带着一种严肃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当我母亲（我知道）在想这个人有多么乏味时，他便满面笑容，亮出他的酒窝；而且常常带着十足的胆怯表明他对长辈的尊重，却决不随声附和，说道，“毕竟，谁率先行动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把事情做了。”
这总是问题的实质。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包括我父亲，一切事情——从教区会议到元老舞会——的关键，恰好是德莱恩所忽视的：即那些组成委员会或领导运动的人们的等级地位。对德莱恩来说，重要的只是运动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懒洋洋的方式宣布道，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会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即便他们是新新监狱来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说，他的手懒洋洋地抚弄着狗脖子，我看见他安抚伯恩的受惊的小马时也是那个样子。
“或者是布卢明代尔出来的疯子——因为这些‘改革家’总是那个样子，”我父亲进而说道，他宽容的微笑使他的话显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莱恩嘟囔着，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了，我敢说我们现在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
“尤其是，”德兰特西少校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补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亲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着站起身来。而这些绅士们，都站了起来，对她的退场表示殷勤的抗议。
“抛开我们回艾尔斯米尔先生那儿去了——我们都要吃这位先生的醋了！”罗斯科特上校宣称，带着骑士风度第一个赶到门口；他开门时我父亲说，仍然带着他宽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书可读得不少。”
这时，潘趣酒端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