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作为成本的一个要素对成本进行任何全面估计的时候，无可怀疑的必须把代表资本的必要耗费的数字加到劳动成本上去。耗费同等数量劳动的两件产品，那件需要耗费较大资本的产品必然较贵。自从人类占有资本以来一直是这样来计算的，甚至将来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也必须这样来计算。这样计算的必要性是那么明显，以至连劳动理论的信徒们也低头信服。他们甚至承认资本的成本也参加产品价值的决定。除了试使他们的理论同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调和之外别无他途。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方法，可是这个方法是那么奇特以至只有一种理论述才能利用它。如果全部成本最终还是回到劳动，如果资本成本的存在又无法否认，那资本成本最终必然还回到劳动成本，资本也必然还是劳动了。试图把资本还原为劳动的做法有两种，两者都贯彻着同样的基本看法。必须证明劳动是原始的经济要素，而资本只代表它的第二性的或派生的形式。劳动价值好象是资本价值所由来的原始经济价值。为证明这一命题所作的两种努力中第一种是从资本起作用的状态中推论出来的。一切资本的效能不是节省劳动就是增大劳动的成果。难道机器没有节省人的劳动吗？难道机器没有使劳动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吗？事实上，有许多种形式的资本就能提供人的劳动所提供的服务，就这一点而言，也就能用它来代替劳动。然而，能否认为所有资本都是这样的呢？例如，原料代替了什么劳动力呢？另一方面，对许多种劳动无疑地也可以同样有理由这样说，说它们的效能不是节省资本就是增大资本。资本时常排挤劳动，可是劳动也时常排挤资本。只要工资低，每个企业者就都要节省资本而雇用更多的劳动者。第二种努力更重要得多。它是针对资本的根源的。这里我们又回到取得资本的首要根源。这个理论指出，所有资本最终都是用劳动来取得的，在这个基础上所有资本最终就都代表劳动。这种思想以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并援引十分丰富的例子，见之于许多作者的着作。这种思想见诸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则占压倒优势地采用它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证实一切成本都是劳动成本、证实资本仅仅是“物化劳动”。不容易想象还有什么比劳动理论在采取这条路线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矛盾了——尤其是它的极端社会主义的概念。还是让读者来判断吧！首先，对劳动的经济估价是用劳动的特有性质——个人牺牲为劳动的使用所必需——来说明的。其次，在承认资本是物化劳动，从而使劳动成为非人格化之后，资本就服从于同样的估价——这是一种不可能认为是合理的处理。首先，主张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力，主张只有劳动才生产、才创造财物、创造价值，主张资本不过是劳动的死的手段；然后资本从它的躯壳里浮现出来而变成劳动，它又在它的份内决定财物的成本价值。起初主张资本和劳动是最强烈地互相对立着，然后又认为一切差别全都消失，只剩下一个，即资本固然可以象劳动一样产生价值，却不可以象劳动一样获得价值。物化劳动是劳动但不应该把收益中的份额归属于它。由于某一理论有矛盾而整个否认这个理论也许是不对的。在这个理论里也可能还有真理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又可能跟其余的东西一道被否认掉了。因此，我们要使我们所讨论的论点受到进一步的考验，虽然，说老实话，这不过是想发现，难得这么小的真理竟含有这么多的错误。
我们已经知道，产品只有能够按其同样数量来再生产时才能用其成本来估价。通常，资本是由产品所构成；这个命题象适用于其他产品一样也适用于资本。只要资本能够按成本的数量来再生产，那资本就可以按照它的成本来估价。自从逐渐形成我们今天的资本的历史开始以来，实际花费掉的成本，就象任何虽然实际花费过却从下会再接这种样子来花费的成本一样，很少有人加以考虑——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谁也不知道形成资本的这些成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也从没有人对无论哪一种尺度提供过即使不大精确的标准。如果为补偿所耗费掉的资本而在经济上有需要的一切，都是用劳动来重新取得，那资本或许可以单用劳动从经济上来计算，资本在经济上可能只代表劳动。例如，如果消费掉的煤炭单是由劳动者把新的煤炭来到地面来就能够补偿，除了劳动者的双手劳动之外别无任何帮助，那煤炭就可能正好值把它来到地面来所必需的那么多劳动。如果一部机器能够由劳动者来制造，除了由其他劳动者为他们收集元价值的原料，并单是用劳动者的体力来把它们打造和装配成机器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帮助，那这部机器的价值就可能依在它身上花费掉的劳动数量来计算。但是，只要为了生产资本而耗费资本，就不能从资本的成本当中，从而就不能从资本的所有产品当中把资本要素除掉。同时，只要经验为我们保证可以从它身上获得使用价值，在成本估计中这个妥索就仍要和劳动一起被算到里面去。只要经济学家——象他们时常这样做的——从鲁滨逊或野蛮人的情况中抽取例子，资本除代表劳动外什么也不代表的看法就可能成立。在那种情况下，主要的特征是杀死野兽、原始的弓箭、用树皮制的独木舟、粗笨的斧头以及类似的东西：在那里，总是把资本看成可以说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在富裕发达社会的复杂经济现象面前，这种看法就完全失去效力了。带有无视历史发展的假定的劳动理论，在人们谈论着自然权利和自然哲学的时代的科学中，是很不错的。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个理论是值得由任何能够使它向漆黑一团的经济现象投进第一抹曙光的天才来提出的。甚至在较晚一些时期，这个理论也可能诱惑某些有思想的人来对它的迷惑人的看法进行彻底的系统研究。但是，那些受过我们的科学创始人教育的人、那些受过这些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所有经验与仔细推敲的好处的人，要是始终坚持启蒙老师的意见，却只堪叫做小学生了。一个伟大思想是可能最后变成幼稚的错误的。一部机器，对于占有它的制造商是一种手段，对于它所帮助的劳动者，实际上甚至对于所有的人，也是一种手段，一种能够从事某种有用工作加手段，这种手段的生产需要耗费一定的劳动、其他机器、工具等等。科学如果抛弃这个简单定义，而告诉制造商说，他在他的机器上面仅仅占有所有那些从制造第一件粗糙工具以来就曾对整个机器作出某种贡献的人的“物化”劳动或过去劳动，人们对这种科学必然会怎样看呢？无疑的，它是考察事物的巧妙方法，但又是异常无助于推进经济生活的实用目标的方法。根据象这样的考虑，买主究竟付了多大价格、卖主究竟讨了多大价格、生产者究竟花费了多少成本、财政大臣又究竟技价值课了多少税呢？能想象有什么人居然会答应他的经济结论受这样一种考虑的指导吗？归根到底，我们必须打定主意，在经济理论中究竟是打算说明经济生活呢，还是追求毫无用处的异想天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