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会有任何怀疑。就象凡是私人经济利益互相竞争的场台，就要按照这样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来徘等次一样，私人经济利益和国民经济利益两者同样也要按彼此之间的关系来排等次的。较重要的目标优先于较不重要的目标——这一点构成价值估计的理论基础。但是当对重要性的程度产生任何怀疑的时候，这个规则实际上又将怎样起作用呢？事实上，国民经济估价的不明确性质实际上必然常常引起对私人经济与国民经济两者的行为互相之间应该维持正确关系的怀疑。同样的财物既可以使用于私人经济，又可以使用于国民经济，是很常见的；从中供应两者的最终只有一笔基金，专为这个或那个领域准备的财物自始就只有很少一些。一种企业，作为私人经营，象它的能够按直接成果来计算的收益所表明的那样，是有利的，而从国民经济方面看，却被认为具有不利的、破坏性的或带隐患的效果；也就是说，一种企业，就结果说，是更遥远、更难以捉摸的——凡在这样的场合，就遇到了这两种利益之间发生竞争的一个典型的普通事例。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相反的事例，即一种企业，作为私人经营是无利的，其有价值的收益是抵偿不了成本的，而从国民经济观点看，却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利的，不管是有助于进步还是有助于保守。就个别企业说适用的东西，就整个一类这些企业说也是适用的——如同重要法案的立法与行政、生产的不同部门与不同领域、一个国家的生产阶级的活动，等等。例如，人们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可能发生争论：农民阶级或工人阶级究竟应当不应当有公共津贴，也就是一种补助，这种补助，从私人经济的观点看，光从农产品价值或劳动成果也许不能证明它是合理的，而如果考虑到维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却可能证明它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国家，象在现在的经济里一样，还会有不少理由会迫使人们就下面商种考虑重新作出决定，即：对数量上可计算的最近收益的考虑即对直接利益的考虑，和对较难计算的较远成果的考虑即对总的利益的考虑。假定是某种诸加建筑铁路的技术改善问题，那无疑会发生——象铁路刚被采用时所发生的那样——关于铁路的效用、可能性与后果等等的辩论。甚至在经验已使一般辩论告终之后，关于可计算的结果与不可计算的结果之间的更为正确的关系还会继续有意见分歧，或者，关于一个民族究竟应该专门发展商业还是专门发展农业，关于究竟应该更多利用劳动者阶级的力量还是应该更节约这种力量，可能还有疑问；以及，关于进行战争究竟是不是明智，究竟应当不应当为战争作好准备，还是促进和平的策略也许会更好一些等等，也可能还有疑问。肯定地总会有一派人计算并冷静地注意每一个设计的有利与不利之处，又有另一派人看得很远，给幻想与激情留下余地，目前利益的经济对立物会以不同的名称重行出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交换价值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决定于——除了同私人利益的对立之外，——经济目标的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是产生于自然经济状况的。如果一定要承认：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对财物的私人经济估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有时忽略了必要的扣除，有时又忽略了必要的附加。因而得出太高或太低的估价，那我们就更加一定要说现行制度下的交换价值有同样情况了，在现行制度下私人经济的特征是强调得更厉害的。台在一起组戊财物的完全价值的正是精确的计算以及虽然不可计算但被实际观察到的影响。当理论家考虑到经济理论因此在其公式与教条的精确概念方面要受多么大的损失时，不管这对他是多么困难，他也必须接受这些。按交换价值计算，凡是产生利润的东西就是经济上可容许的东西，此外的一切都是不容许的——
如果所找的只是可计算的数量，那采纳建议是多么简单容易啊！当把绝对定律放在一边，而不得不乞灵于具体的现存情况来为它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所有理论上的答案又变得多么含糊不清！结果我们必须把作出决定以及对决定的具体执行的职责留给政治——要记住政治不但属于政治家，而且属于政治科学。在承认这一点上不管理论的自豪感会受到多大的挫折，这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了观察与了解事物，人们常常把事物看作不如它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复杂的东西。要是除了从最容易的开始来简化思考过程，而没有更进一步的企图，那上述作法是很对的。但是，如果停止在这一点上，毫不费力地把这样找到的答案应用于现实，那却是不能容许的。先是按能够最简单地理解事物的方法来理解事物，而后按照我们所想得出的图画来表现整个世界；把最容易理解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是理解得最清楚的东西——当作实际的东西，这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病”。象一切夸张一样，这也产生自己的反作用，即对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反对。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一本书可以证明我并未参加这种反对。也许它还不能同样清楚地证明，除了纯理论的研究之外，我还认为其他一切方面的研究就其本身说是既必需又重要的；但是我希望，任何公正的批评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对这一点持异议。即使在理论承认国民经济对价值的影响的时候，似乎也不能否认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政策提供依据。那个彻底想出价值理论的人，即使在刚才所讲的范围内，也有理由骄傲地指出这个理论在政治科学及实际政策方面所给予他的帮助。承认交换价值的估计可以应用于一个领域之内而不能应用于另一个领域之内，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要没有它人们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即使最一般地规定这些领域，如果我们能够把国家对价值的估计的定律和私人对价值的估计的定律完全清楚地分别开，因而使每一个颇为认真地遵守这些定律的人都会相信它们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此外如果有可能指出事物的实际过程最经常背离这些定律的方面及其最严重的结果；假使那样，那就有可能简便地奠定政治活动的基础，同要是没有这些原则就会破坏这个基础的错误与困难相比较，那就谁也下会否认这样一种理论是有存在的理由的。只要举一个特殊事例就够了。用计算本身不生利的金属或纸张的重量和数目，来代表财物，从而用数目和数字、张数和重量来对财物、以及对它们所保证的利益进行估价，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事情，希望对事物取得明白看法的人可能认为这种事情带有人为的、不健康的来源。这种事情事实上的确把许多聪明正直的思想家引到一种猜测上面去。可见，要是一门科学能够证明这样一种行动状态就其本身说归根结底是健全而简单的，并证明为千百种不同的经济满足取得一种比在必要条件下由财物的自然边际价值所提供的尺度更精确、更清楚的尺度，是不可能的；那它就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结论。